近代中國的政經改革與樞紐性
用國際關係分析世界對中國內部轉型與改革的影響。
前言
最近讀了中國史學博士施展的中國史綱，內容將中國從古代到近代的發展邏輯做了完整的梳理，讓我對中國的歷史與定位有了一些新的認識。
過去不論在學習物理、數學、電腦科學、商業理論，我的態度都一樣：作為初心者，我只負責驗證學習素材的邏輯，但對於自己無法考證的事物，盡可能避開批判。
這也是我看待這份史綱的態度。
歷史是由史實和觀點共同組成的，有歷史就會有觀點，而中國史綱很顯然的，是由施展博士的觀點所構成的。
我不懂歷史，高中從未認真上過歷史課，現在更不具備考察其嚴謹性的能力。施展的中國史綱對我來說，是另一個打開視野、增廣思考面向的素材，但也僅限於此。它裡頭對於史學材料的考證是否嚴謹，觀點是否被迫帶有政治色彩，這些都不是我所能掌控的。
然而，這份史綱在邏輯上的整體串連感，是我過去在台灣的課本上從未體驗過的。裏頭對於古代中國的分析方式，以及看待近代世界發展的觀點，我也覺得相當值得參考。
所以我決定將這份史綱濃縮整理成兩篇筆記，分別談古代與近代的中國。
這篇講的是近代中國的政經改革與樞紐性。內容會將中國放進近代世界的框架中，用國際關係分析世界對中國內部轉型與改革的影響，以及中國在世界中扮演的樞紐定位。
「樞紐」是施展在他的中國史綱中最重要的一個觀念，他甚至為此寫了一本書，書名就叫《樞紐：3000年的中國》。
這個觀念解釋了中國是如何在政治上將西方資源轉成秩序投放到大陸深處、在經濟上替中心國家與外圍國家完成貿易的雙循環。
透過樞紐的角度，諸如兩次世界大戰、冷戰、科技創新、東亞供應鏈網絡、全球經濟次貸危機、貧富差距、川普上任、中美貿易戰、非洲和伊斯蘭世界的局勢、碳排放等近代重要的議題，都會獲得全新的解釋，也會對現代的世界秩序有新的理解。
世界秩序引起中國轉型
太平天國造成大清的對內變化
美洲和日本的白銀供給的變化，直接影響明朝經濟的興衰，這種影響在清朝仍在持續。康乾能有盛世，一大部分就是取決於世界白銀供給充足。
18 世紀末，日本禁止白銀大規模出口、而法國於大革命後入侵西班牙，使西班牙把美洲白銀都拿去打仗了。再加上隨後的拉丁美洲獨立運動，這些動盪讓世界白銀供給嚴重受挫，大清經濟因此變得蕭條。
大清把白銀短缺歸因於鴉片的大規模流入，引發了鴉片戰爭。戰敗後，大清按照條約割地賠款，並將外貿港口從原本唯一的廣州改為五口通商。
一口通商時，將出口品運往廣州的過程中，最困難的就是翻越南嶺的一段路，這段路養活了一大批廣西籍的搬運工。五口通商後，出口品可以從新港口出海，廣西籍搬運工便失業了。
兩廣地區是基督教較早傳入的地區，基督教帶來了全新的動員和組織能力。在廣西搬運工失業的同時，大清人口也已膨脹到臨界點，再加上白銀短缺引發的經濟蕭條，促成了太平天國從廣西起義。
太平天國起義後，大清發現歷經近百年的和平，八旗軍隊早已變得缺乏打仗經驗，完全不夠對付太平天國。皇帝只能硬著頭皮啟用過去不可能啟用的漢族地方官員，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等晚清名臣開始崛起。
五口通商讓中國貿易規模擴大，而在外貿拉動內貿發展下，各省之間的商品貿易規模也不小。朝廷允許地方督撫們徵收各省之間運送商品的過境稅充作軍費，這讓曾左李胡等人在地方訓練出湘軍、淮軍等可用的軍隊。
宋朝以前的豪族社會時常出現分裂狀態，所以宋朝後的平民社會，朝廷一直是採取強幹弱枝的政策，由中央管制財權、軍權，地方勢力受制於中央，確保了帝國統一。
為了鎮壓太平天國，朝廷不得不允許地方督撫們可以自行任免和獎懲地方軍政官員，地方財政對中央的依賴性也逐漸變小，大清帝國從強幹弱枝開始轉為強枝弱幹，為幾十年後的軍閥割據埋下種子。
而在熱兵器時代，冷兵器沒用了，李鴻章從洋人手裡買了不少洋槍、洋砲，滅掉了太平天國。生產和修理熱兵器需要比較複雜的生產分工，這種分工只有在中原地區才能做到。
太平天國之後，財政、軍事、人才、精神秩序，全方位地轉由中原漢人主導了，打破了帝國內部的均衡。滿蒙群體過去的軍事功能沒了，他們的特殊地位就逐漸不被漢人容忍。
鴉片戰爭造成大清的對外變化
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攻陷大清首都，火燒圓明園。在過去，首都被佔，就意味著亡國。但是英法卻只要求跟大清簽訂條約，條約簽訂後就按約定退兵。
大清原本對於世界秩序的想像，是古代中華帝國留存下來的朝貢體系。這次簽約的經歷，讓大清首度發現自己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
在國際條約體系下，國和國之間的關係是通過條約來確定的，締約的國家彼此之間是關係是平等的。兩次鴉片戰爭前，西方國家想跟大清簽訂平等貿易條約，但是大清堅決不同意。
如今大清被打殘，不得不接受和西方國家簽訂平等條約，但實際上裡頭埋藏著許多不平等的條款。之後大清想要平等，西方也不給了。
鴉片戰爭後，為了理解國際關係，大清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門負責對外事務。總理衙門一方面負責外交，另一方面主導了洋務運動，推動大清尋求自強，中國由此開始了努力融入現代世界的進程。
隨著拉丁美洲的秩序恢復、美國和澳洲發現新的銀礦，白銀供給開始恢復，緩解了大清的財政壓力。後來西方國家陸續實行貨幣金本位制，主動儲備黃金，拋售白銀，白銀的供給開始過剩。
而大清仍然是銀本位，白銀便大量流入。黃金相對白銀的比價不斷上升，相當於大清的貨幣在不斷貶值，這極大刺激了大清的出口。
大清過去是農業經濟，洋務運動所要發展的則是工業經濟，工業經濟對資本的需求比農業經濟大很多。由於西方投資者在中國能用黃金兌換出比在本國更多的白銀，這讓中國在資本面有了支持，洋務運動發展極為順暢。
英俄的中亞大博奕
西域在近代被稱作新疆，和西邊的幾個斯坦國共同構成了大中亞。帕米爾高原是大中亞的東西疆界，東邊就是新疆，西邊是幾個斯坦國。興都庫什山脈是大中亞的南北疆界。北邊是大陸帝國俄羅斯，南邊是海洋帝國英國。
中亞在南北方向上，主要是俄羅斯和英國的博弈。東西方向上，則是中國和俄羅斯的博弈。中國首次找到大國博弈的感覺，就是在收復新疆的時候。
俄羅斯的戰略是深入歐亞大陸腹地，衝過興都庫什山脈，就能威脅英國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掌握跟英國談判的籌碼。
英國的戰略是為印度保住北部戰略空間。只要印度安全，這裡源源不斷的人力和物力資源便會成為海洋帝國最重要的力量基礎，並且能讓英國在海洋方向包圍大陸帝國。
英俄兩國在中亞爭奪多年，最終達成妥協，形成跨越興都庫什山的阿富汗作為緩衝國，把兩大帝國隔開，避免衝突。
在大清忙著應付太平天國時，中亞的冒險家、原教旨主義者阿古柏動員一批信徒，趁機侵入並佔領南疆，再接著揮師北上，攻占烏魯木齊。俄羅斯眼看著阿古柏勢力的擴張，趕緊派兵控制住北疆最重要的戰略地區伊犁，說要替大清代為管理，待日後大清收復新疆，再將把它歸還。
俄羅斯當時正試圖控制中亞的斯坦國們，而伊犁在地理上緊靠哈薩克斯坦。如果阿古柏控制伊犁，就會很容易衝到帕米爾以西的中亞，這是俄羅斯絕不樂見的。
但如果俄羅斯佔領伊犁，就得面對原教旨主義者的敵意。所以俄羅斯沒有直接霸占伊犁，而是以代管名義做順水人情，讓大清分走原教旨主義者一半的敵意。此時的俄羅斯自然沒想到日後大清還能收回伊犁。
大清的海陸樞紐性
大清在平定中原地區的戰亂後，派左宗棠帶領湘軍收復新疆。收復新疆是持久戰，然而此時朝廷手上的銀子卻不夠發軍餉。朝廷於是從匯豐銀行貸款 1500 萬兩白銀，解決了軍餉問題。
對匯豐來說，貸款必須有擔保物才能建立信用結構。大清用帝國海關的稅收作為擔保，這個擔保物能被接受有兩個前提：第一，海關賬本需符合現代會計規則。剛好，大清海關是在英國人赫德的管理下運行的。第二，帝國的外貿規模很大，才能確保關稅規模夠大。這在五口通商後也滿足了。
五口通商和外國人管理海關，讓大清獲得新的戰爭融資手段。大清打仗敗給英國，半推半就地加入世界秩序，卻讓帝國獲得全新的自我保全能力。
而匯豐借給大清的 1500 萬兩白銀，不是靠儲戶的存款，而是到倫敦金融市場發行債券獲得的。倫敦在當時對世界市場的統治力遠大過今天的紐約，是海洋世界的運轉軸心。
匯豐通過發債完成融資，借給大清，大清再以此來平定內陸深處的動盪。這樣的連鎖動作可解釋為：海洋世界基於遠洋貿易和工業革命發展起來的資本秩序，以中國為中介，轉化為向失序的大陸深處投放秩序的歷史過程。
中國作為中介者，具有其他國家沒有的超大規模，這讓它變成海陸之間樞紐性的存在。而對英國來說，中俄分治中亞，也遠好過俄羅斯獨占中亞。最終左宗棠成功收復新疆。
南洋華人的貿易網絡
中國歷史是在草原、中原、海洋的三重結構中展開的。在古代，大唐、大清以草原和中原為基礎建立帝國，向海洋傳播文化。近代這個方向則反了過來，中國以南洋為基礎，調動中原跟海洋的資源，向大陸深處投放秩序。
東南沿海地區有綿延不斷的丘陵，地理結構複雜、交通困難。這使得它和中原相比，受到戰亂波及較少，地方受中央權力的干涉也比較少，所以宗族結構遠比中原強大。
南洋作為過渡地帶，能調動中國和海外兩部分資源的人，就是南洋華人、海外華僑。這些人能建立遍南洋，擴散到美、日、歐的龐大網絡，最基本的載體是宗族關係。
同一個宗族的人遷徙海外後，可以老鄉帶老鄉的方式形成互助關係，分攤掉個體的風險，並透過宗族聯繫網建立貿易網絡。
被西方殖民的南洋，引入了現代法律、經濟和技術體系，且因地處西方與大清的貿易通道，有充足的貨幣資本。晚清時期的過剩人口，替南洋帶來了大量廉價的中國勞工，發展起一種畸形繁榮的殖民地經濟。
華人勞工在南洋掙了錢，想把錢寄回老家，需要有可靠的匯款通道。新加坡和香港作為南洋到大陸的兩個重要節點，將這個通道建立起來了。而匯款在通道的節點上可以轉化成金融資源，這促成了這兩個現代金融中心的崛起。
南洋革命力量的崛起
以宗族為基礎的同鄉抱團，帶來了很強的群體凝聚力，發展出強大的華人幫會組織，例如南洋和美洲等地的洪門三合會、大陸的口岸地區的青幫、哥老會等。這些華人組織在南洋勢力極強，但這卻也讓他們無法產生超越血緣和同鄉關係的政治意識。
對南洋的土著居民來說，華人勞工搶占了他們的工作機會。對白人殖民者來說，華人幫會秩序的擾亂者，會影響稅收。因此無論土著還是白人殖民者，都產生了很強的排華慾望。南洋人受到的共同屈辱，讓他們開始產生共同的民族主義情緒。
流亡海外的維新派領袖康有為、梁啟超，革命黨領袖孫中山等人，通過政治宣傳和組織工作，把海外華人對於各種苦難的感知，轉化為民族主義意識：如果我們有一個強大中國，你們將會獲得保護。
海外華人渴望中國保護自己，也渴望中國能擁有海外那些現代的法律和制度。而晚清朝廷的不爭氣，讓這股民族主義情緒逐漸轉化成革命激情。
在辛亥革命之前，孫中山曾起義十次，有八次是靠南洋作為支援的。孫中山多次依托南洋的幫會作為革命的組織資源，甚至還曾親自當上洪門的大龍頭。但由於幫會的人主要來源還是福建、兩廣，這意味著不可能形成全國性的動員。
上海、廣州、漢口、九江，這些有租界的口岸城市，與中原有比南洋更緊密的關聯，可以定義為一個廣義的南洋。這些廣義的南洋華人對中原的了解更加深入，能在國內形成更大範圍、更大規模的動員。
清末崛起的廣東興中會、浙江光復會、湖北華興會等，最終合併成同盟會，帶來了辛亥革命，讓中國進入革命的世紀。
中國轉型期的世界秩序
英國與世界市場
近代以前，歐洲的財富主要來自農牧經濟，以本地市場的短途貿易為主。隨著近代技術的發展，工商業帶來新的財富來源，世界市場的長途貿易規模變得非常大，農牧業也被拉入世界市場之中。
在這樣的時局推動下，各國的稅收和財政逐漸從以本國經濟為基礎，轉變成以世界市場為基礎。這使得國家不再能自主控制財政，政策開始受制於世界市場的波動，得因應市場變化順勢而為。
此時，一個國家要想主導世界秩序，就必須讓內政與外交高度打通，能針對外部世界的變化迅速地調整內政。大英帝國在這方面遠超其他列強，所以它能主導全球的貿易與金融，用世界市場作為放大器放大自己的政策效果，借力打力。
英國的內政與外交能打通，跟它的地理位置有關。
大陸上的國家為了防禦邊境的威脅，必須發展強大的陸軍。掌握陸軍讓政府不僅能禦敵，也變得可以壓制本國社會。所以近代以後，歐洲大陸各國陸續轉型成小社會大政府，政府對社會的管理屬性較強。
英國是島國，不需要陸軍也能保衛自己，所以一直保持著大社會小政府，政府對社會的服務屬性更強。英國的議會是社會的傳聲筒，社會可以由此發起政治議題，爭取把自己的訴求轉化為國家政策和法律。
地理大發現後，英國的商人們開始大規模的海外擴張，征服印度的東印度公司就是一例。當商人在海外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會需要國家出面保護，所以這些商人開始在議會遊說，試圖讓他們的海外利益轉變成國家利益。
愈有錢的利益集團，愈能花錢在公共輿論中造勢，僱傭顧問和律師，把訴求表達成高大上的理念和提案，進而博取社會支持，拿到議會裡游說。最終的決議就是各方利益團體博弈妥協的結果，通常會朝花錢最多的一方偏移。
利益集團根據自己在一線經濟的感受，對遊說費用的調整，就會影響到國家政治決策的變化。這種決策方式，能非常敏感地對世界市場的變化做出反應，所以英國的內政、外交就高度打通了。在英國的決策邏輯下，國家利益不是事先規定的，而是被動態發現的。
英國的國家性和列強並列，但世界性超越所有國家。拿破崙稱霸歐洲後，曾宣布大陸封鎖政策，試圖把英國困死在歐洲市場之外。結果歐洲市場反而被英國用全球市場封鎖，最終把法國困死。
世界大戰的德國也被英國以類似辦法擊敗，這體現了英國的主導能力。後來崛起的美國也因為具有這個世界性，才能取代英國成為新的霸主。
英國秩序下的中國角色
近代英國的國家利益根源，是英國商人的利益。商人要獲利，需要找到穩定市場、擴大貿易規模、降低管理成本。所以大英帝國的擴張，除了印度以外，都只會佔領重要的貿易和海上交通據點，例如香港、新加坡、好望角、直布羅陀。
對於殖民地，由於直接統治的成本太高，英國的政策大多是扶持當地統治者做間接統治，並向英國開放市場。這讓整個非西方世界都處在大英帝國的非正式帝國范圍當中，英國的統治成本卻非常低。
二十世紀後，其他列強開始爭搶殖民地，迫使英國對其殖民地必須轉為直接統治，避免市場被列強封鎖。隨著英國的正式帝國規模愈來愈大，統治成本卻也不斷上升，讓英國逐漸走向下坡。
由英國殖民的邏輯可見，英國與大清戰爭，目的並不是統治中國，而是讓中國開放貿易。
對英國而言，如果大清太貧困，市場會變小；太強大，可能會用政治手段向英國關閉市場。若政治不穩定，市場就不穩定；若被列強瓜分，對英國的好處肯定不如統一市場。只有大清既穩定統一、適度繁榮，又不過於強大，才最符合英國商人的利益，也就符合英國的國家利益。
為了確保自身利益，英國必須幫大清改革內政，以維持中國市場的規模與穩定，進而讓大清成為英國在遠東的合作者。大清還能在遠東牽制俄羅斯，讓英國能更低成本地調控歐洲的力量均衡。
所以在近代史上，就算八國聯軍入侵大清，戰後英國還是會竭力保住大清的統一。晚清的內政改革和洋務運動，背後也有著英國的影子，這是中國在近代轉型中能夠借重的一個力量。
清末能夠保持帝國統一，極為重要的策略就是「以夷制夷」，有效運用是列強彼此之間的衝突與矛盾。
俄羅斯的誕生與使命
基督教在公元初年誕生後不斷遭受打擊，過了三百多年，才被羅馬接受為國教，條件是羅馬皇帝要作為教會最高領袖，建立政教合一的結構。
羅馬帝國分裂後幾十年，西羅馬崩潰，西歐的教會開始獨立於政權發展，在中世紀變得很強大。東邊拜占庭帝國的政府一直存在，所以維持著古羅馬的政教合一結構。
基督教追求的是對人的救贖，教會是幫人類實現救贖的機構。西邊的教會認為，誰掌握救贖之道，誰就掌握人們的效忠，於是使勁擠兌世俗政權。
東邊的觀念，是帝國繼承了古羅馬傳下來的正統，既統治天下，又承擔著救贖人類的使命，教會必須配合政權。
東西兩邊最後互相開除對方的教籍，分裂成西邊的天主教和東邊的東正教。
在拜占庭帝國的觀念中，自己是幫助人類實現救贖的彌賽亞帝國。它為此努力向外傳教，讓信奉薩滿教的俄羅斯人改信東正教。隨著拜占庭被奧斯曼土耳其征服，帝國末代皇帝的侄女逃到俄羅斯，和莫斯科大公結婚。莫斯科大公和羅馬皇族聯姻後自立為帝，開啟了沙皇制度。
沙皇制度開啟後，俄羅斯自視為羅馬的繼承人，將接續古羅馬和拜占庭，成為第三羅馬。在俄羅斯的國徽上可看到古羅馬的雙頭鷹標誌，這代表它繼承了彌賽亞帝國的使命。
俄羅斯人作為彌賽亞民族，也得模仿耶穌基督，承擔全部的苦難，幫助全人類獲得救贖。對他們來說，苦難不是悲慘的命運，而是珍貴的禮物，唯有通過苦難的磨煉並戰勝苦難，才能證明自己作為彌賽亞民族的獨特命運，完成對世界的救贖。
這種精神結構，讓俄羅斯總能在絕境中激活出潛能，獲得戰鬥民族的名號。
共產革命與新時代的彌賽亞
馬克思認為，任何發達國家在資本主義足夠成熟後，階級矛盾會足夠激化，這時就該過渡到共產主義。所以共產革命必須在所有發達國家普遍實現。
列寧調整了這個理論，認為發達國家的階級矛盾不如俄羅斯這種半發達國家激烈，所以革命最先會在俄羅斯這種帝國主義鏈條上的薄弱環節開始。他認為俄羅斯是世界革命的中心，通過俄羅斯革命，將引起連鎖反應，使人類獲得終極解放。
這就是彌賽亞帝國特殊命運的新時代版本，也使俄羅斯人對共產主義有特殊的執念。
然而俄羅斯革命後，發達國家並未發生連鎖革命。列寧的解釋是，發達國家從龐大的殖民地掠奪財富，收買了本國無產階級，弱化革命意志。為了讓全球革命真正展開，必須讓落後地區先發動起來。
所以一戰後，沙皇俄羅斯變成了實行馬克思主義的蘇聯，支持著落後國家的革命發展。即便這些地方發動的不是共產革命，而僅是追求民族獨立的民族主義革命，也能讓帝國主義國家沒法再收買本國無產階級，讓它們內部矛盾，最終實現全球革命。
俄羅斯擴張下的中國角色
俄羅斯周圍沒有自然屏障，歷史上經常被入侵，這讓它有不安全感。因此它的戰略是透過大規模對外擴張，用龐大的縱深來克服地理上的不安全感，並藉此實現自己的彌賽亞帝國命運。
對俄羅斯來說，對外擴張不僅是戰略需求，也是道德使命。這讓他們盯上大清的領土，甚至打算在東北建立土地肥沃的「黃俄羅斯」，並取得面向太平洋的不凍港。
俄羅斯在新疆地區的主要對手是英國、中亞、大清，形成了中亞大博奕。在東北和蒙古地區，主要的對手則是日本和英國。
八國聯軍後，大清已經沒有能力守住東北。如果俄羅斯佔領東北，可能會將這裡的市場向英國關閉，這個是英國絕對不樂見的。
為了防止俄羅斯進入東北，英國決定扶持日本作為盟友。在英國的支持下，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打敗俄羅斯。此時的日本為了證明自己是東亞領袖，必須表明自己適合現代國際條約體系，再加上不敢得罪英國，因此並未公開侵吞東北。
大清則在意識到東北的危險後，決定將盡可能多的列強利益引入，讓它們相互制衡。這使東北成為近代歷史上中國最開放的地區，帶動了中國的工業經濟。
日本的精神焦慮與大東亞主義
大唐曾在盛唐時期的白江口之戰將日本徹底打服，當時的日本於是認定大唐是最高端的文化，大規模地派出遣唐使到中原學習制度和文化。京都就是仿照大唐的洛陽城建設的，諸侯們到首都朝見天皇，叫做「上洛」。
然而日本愈學是向中原學習，愈覺得自己這邊是夷狄，再怎麼模仿都是山寨的。這讓日本產生矮人一截的精神焦慮感。
明朝滅亡、滿清入關時，日本發起「華夷變態論」，聲稱中原被夷狄統治，不再是中華了，繼承儒家文明的日本才是真正的中華。但沒有入主中原，在海島上叫囂華夷變態論，仍無法克服日本的精神焦慮。
隨著西方勢力壓制大清和日本，日本開始向西方學習，認為如果轉型做得好，就能比大清更快更好地踏上文明之路。日本因為民族單一、國土相對狹小，政策容易聚焦，轉型的非常快，很快地便在甲午戰爭中擊敗大清，而後又打敗俄國，正式成為世界列強。
在西化的過程中，日本大量翻譯了西方著作，成了西方文化傳入中國的重要通道。但就在終於擺脫來自中國的精神焦慮時，日本很快地便發現自己落入了西方人的精神壓制。
當日本以為能和西方平起平坐時，一戰後的巴黎和會上，西方列強卻不願將「種族平等」加入國聯章程，這替日本埋下和西方一決高下的野心。
日本於是將和西方人之間的鬥爭，定義成黃種人與白種人之間的終極對決，並將儒家理念改造成「王道」的概念，用「大東亞主義」將黃種人動員起來。而要想真正主導儒家秩序、整合大東亞，就必須征服被「蠻夷大清」佔領的中原。
滿洲征服中原時，統治者的血統不是核心問題，是否承受天命才是核心問題。然而 20 世紀是民族主義的時代，統治者的血統變成了核心問題。這意味著日本戰鬥力再強，仍不可能征服中國，因為血統不對。
日本沒有意識到民族主義時代的變化，也忘了自己正是通過民族主義崛起的，無法理解中國為什麼跟英美站在一起抵抗日本人。雖然當時中國的國力不濟，但中華的記憶讓中國不願認輸，超大規模的國土也讓中國有資本用空間換時間，使日本陷入侵略中國的泥淖。
日本「大東亞」的理念，最終是要和白人大決戰。本來日本人打算先征服中國，再決戰白人。但是被中國拖住後，資源不夠了，唯有和白人撕破臉、征服由白人殖民的南洋，才能獲得資源。
於是，日本揮軍南洋，又偷襲珍珠港，跟美國開戰。隨後兩顆原子彈一投，敗局就定了。
中國的現代革命
民國的雙重法統
任何國家的政治秩序要想穩定，都必須講究法統。政治活動有了連貫統一的名義，國家秩序才能成立，讓統治名正言順。
在中國古代，法統歸皇上，但到了現代的共和國，就歸給人民了。但由於不可能一次將幾億人民聚在一起開會，所以必須有人代表人民的名義建立憲法作為法統。發生爭執時，有公認的規則解決爭議，就不至於用武力解決。
民國的法統有兩個，分別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清帝退位詔書》。
辛亥革命時，章太炎主張「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中國人民應該只包括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人。當時楊度一派人不同意章太炎的觀點，認為中國人民應該是大清所統治下的所有人，不該侷限在中原和漢族。如果革命讓滿、蒙、回、藏被列強瓜分，會使中原立即陷入危險的境地。
革命剛開始時，「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動員效果極佳。但革命者很快意識到楊度的說法有道理，一定要完整保住大清領土。
武昌起義後，革命者在南京組建臨時參議院，制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宣告中華民國的主權屬於漢、滿、蒙、回、藏所有人，史稱「五族共和」 。臨時參議院代表中國人民制定憲法，確立共和的新法統。
新的法統馬上就出現了問題。臨時參議院的議員代表只來自部分省份，它的權威很難獲得其他地區的認可，因為大家本來只認大清皇上。
但隨著南方起義、各省激烈響應，大清看出人民的心理多半傾向共和，而不是帝制。考慮天下大勢和國內民情後，愛新覺羅家無奈下決定將法統交還給人民，把國家改成共和立憲的國體，於是頒布《清帝退位詔書》。
《清帝退位詔書》明確指出漢、滿、蒙、回、藏都將成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有了《清帝退位詔書》，滿、蒙、回、藏地區即便不認南京政府的賬，也必須要承認中華民國。
袁世凱擔任大總統
《清帝退位詔書》委託袁世凱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南方的革命黨協商南北統一的辦法，這讓袁世凱承接了大清這邊的法統。
南京的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也承諾，如果袁世凱願意擁護共和，便會將大總統之位讓給袁世凱。有了這個承諾，南京政府的法統也落到了袁世凱身上。
袁世凱同時獲得大清與南京政府的法統這件事，可以從大清、革命黨、英國三方勢力當時的局勢看出端倪。
對大清來說，革命黨起來了，朝廷能用的兵只有袁世凱的新軍，這相當於大清被袁世凱挾持了。
對於革命黨來說，南京臨時政府實在沒錢，在無法確定臨時政府能否活下去情況下，洋人也不願發貸款，所以支持袁世凱當大總統是最好的選擇。
清帝退位前，清政府也同樣需要貸款。英國發現袁世凱既能挾持大清，也能跟革命黨做交易。如果他整合南北兩邊，便能保住中國的統一市場，這符合英國的國家利益，所以英國願意貸款給袁世凱。在英國的主導下，一筆巨大的貸款借給了袁政府，新生的民國得以支撐下去。
然而雙重法統帶來了一個問題：革命黨看不慣袁世凱時，可以用《臨時約法》這個法統來指責袁世凱。一旦袁世凱不服，便用大清授與的法統反駁，導致兩邊共識破碎。
袁世凱統治沒幾年，便發生了一連串的新革命。革命黨試圖推翻袁世凱，重建真正的共和，這帶來了民國初年的政治動盪。
巴黎和會與理想主義
一戰前的國際秩序觀是由歐洲列強主導、以國家實力為前提的現實主義。單從實力出發，為了確保大國間的力量均衡以便保障和平，必要的時候便得犧牲弱小國家和民族。
隨著一戰爆發，死傷過於慘重，人們開始覺得現實主義不靠譜，需要找出新的理念來替換它。於是一戰末期出現了兩派理想主義。
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讓弱小民族獨立建國、大家都平等。
俄國的列寧則認為，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發展到了最深刻階段，統治階級向外轉移矛盾造成的。唯有「全球革命」，讓各國發生無產階級革命，化解階級矛盾，才有辦法避免戰爭。
由於一戰讓美國和日本崛起，英法被嚴重削弱，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沙俄帝國全部崩潰。所以在美國主導的巴黎和會上，歐洲各國不敢公開反對威爾遜主義，但暗地裡還是在實施現實主義的套路，這讓中國特別受挫。
日本的立場則處於兩難狀況。英法在一戰中為了拉攏日本，暗中承諾戰後可以把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這使日本挺想支持現實主義。但另一方面，日本渴望黃種人和白種人之間的平等，所以也想挺想支持威爾遜主義。
然而日本提出的「種族平等」議案在和會上被英法給拒絕了。因為一旦種族平等，它們就沒有理由再繼續統治殖民地，這會損害到英法的權益。
而日本在一戰中給了段祺瑞政府大量貸款，貸款的抵押品之一就是山東的路權、礦權，這使得英法轉讓山東權益已經不足以安撫日本。
接下來中國的一系列談判，更是激怒了日本。
在民國初年，孫中山的革命派和袁世凱、段祺瑞的北洋派，徹底分裂，形成北京和廣州兩個自稱中央的政府，兩邊各自主張一個法統。中國代表團是由兩方政府各出幾人聯合組成的，這些人彼此不信任，對外談判極為不利。
中國作為弱國，是不可能接受現實主義的。好不容易盼來威爾遜的理想主義，結果卻換湯不換藥，還喪失了山東權益。
辛亥革命後中國的輿論環境變得極為寬鬆，人們對國家事務關注的程度和過去已是天壤之別。
巴黎和會的談判情況持續通過媒體傳入到國內，在不斷地刺激下，大量的學生、工人、商人開始上街遊行，罷課、罷工、罷市，向北洋政府、向全世界表明自己的態度，爆發五四運動。
由於五四運動的激烈反對，中國代表團並未在巴黎和會的條約上簽字。所以兩年後，又在華盛頓召開會議討論遠東問題，中國這次成功收回山東的主要權益。
日本在西方壓力下被迫讓步，一氣之下，發誓要推翻白人的不正義秩序，於是發展出了後來引爆二戰的重要元素「大東亞主義」。在黃種人與白種人的終極大決戰這個口號下，讓日本從對中國的侵略獲得一種正義感。
中國方面，既不能接受現實主義，也很難再信任威爾遜主義，這時列寧主義就吸引到中國人的目光。中國由於人口過度膨脹，導致經濟陷入內捲化困境，而此時國內政治仍未整合，都市和鄉村的聯繫薄弱。
如果貿然加入世界經濟體系，被世界經濟拉動的都市和拉不動的鄉村極有可能被撕裂，進而引爆內戰。
若中國無法完成近代轉型，近一步加入世界經濟體系，過剩人口在國際勞動成本上的競爭優勢便發揮不出來。而完成超大規模國家的轉型，必須先實現政治整合，由列寧主義帶動的革命變得無法避免。
蘇聯的介入與國共合作
蘇聯的目的是透過推動協助落後國家發動革命，讓帝國主義國家無法透過掠奪財富收買本國無產階級，進而帶來世界革命。
就算落後國家追求的是讓本國獨立的民族主義革命，而不是共產主義革命，也能讓帝國主義國家沒法再收買本國無產階級。
所以蘇聯在中國既支持民族主義的國民黨，也支持共產黨。
在蘇聯的推動下，孫中山開啟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中國共產黨員以個人的身份加入國民黨，形成第一次國共合作。
在國共合作下，城市由國民黨主導，鄉村則由共產黨主導。
共產黨承擔了向工人、農民等社會基層的宣傳和組織工作，把革命理念灌輸到這些群體。國民黨則成立黃埔軍校，要打造有革命信念的現代軍隊，讓孫中山擺脫對軍閥的依賴。
列寧主義的組織效率極高，透過整合意識形態和組織模式，打造出一個強大的政黨集體。國民黨利用列寧主義的組織模式改造自己，脫胎換骨後從廣州發動北伐，橫掃北洋軍閥，迅速統一大半個中國。
民族主義的困境
國民黨的革命目標是民族主義的，認為只要考慮中國革命的問題；共產黨的革命目標則是普世主義的，認為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國民黨沒有接受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共產黨則接受了，這讓雙方對革命目標的設定發生分歧。共產黨為了模仿蘇聯，弄出一系列激進的、不符當時需求的政策，使兩黨在北伐的過程中分裂。
民國的基本原則是讓「五族共和」，形成「大中華民族」。但是民族主義要求「民族」得是一個內在無差異的群體，面對漢、滿、蒙、回、藏的巨大差異，國民政府在用民族主義整合中國的過程便遇到困境。學者們無法解釋清楚，超越於漢、滿、蒙、回、藏之上的大中華民族是什麼。
在外交上，民族主義的思考模式讓國民政府無法恰當處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中國曾試圖調解印度民族主義領袖與英國的矛盾，讓大家聯合抗日。但英國不願讓中國過多摻和，對蔣介石會見尼赫魯和甘地設了不少障礙。
英國的小動作引發中國一系列外交上的賭氣行為，例如冷落丘吉爾、訪問英國殖民的加拿大等。這些行為漲了民族主義的志氣，卻傷害了國家利益。
開羅會議後，中、美、英、蘇並列成為世界和平的保衛者，中國負責統籌東亞和東南亞的戰區，國民政府在國內的正當性達到史上最高的水準。但國民政府沒能有效利用這個正當性整合國內力量，在處理國際關係上仍受到民族主義的侷限，與其他三國發生爭執。
民族主義的理念無法用來整合內在多元的中國，也讓中國無法恰當理解外交，給國民政府的統治帶來了深刻的危 機。
國民政府的黃金十年
在國民政府從定都南京到日本侵華前的這十年間，西方發生經濟危機，生產平均下跌了三分之一，貿易總額下降了三分之二，失業率超過 30%，促成德國和日本的法西斯化。直到二戰讓各國轉入戰時經濟體制，人們才擺脫經濟大危機。
經濟危機發生後，貨幣巨幅貶值。由於西方國家的貨幣政策是金本位，大量人群開始湧入銀行擠兌黃金。西方各國為了保住金融系統的穩定，紛紛暫停黃金對紙幣的可兌換性，使得黃金價格飆漲。
金價上漲意味著白銀相對價格下跌，銀本位的中國貨幣相對西方貶值，使中國商品變得更便宜，出口量大增，所以中國這段時間的經濟發展得很好。經濟的發展配合國民政府的建設，造就了「黃金十年」。
可惜好景不常，全球的銀價下跌讓美國中西部的白銀產業的很難受，白銀州聯合農業州到國會遊說，要求聯邦政府干預白銀價格。羅斯福面對參議院的壓力不得不妥協，開始讓財政部高價收購白銀，導致中國白銀大量外流到美國，中國出現通貨緊縮。
南京國民政府動不了美國政策，只能開始推動法幣改革，將貨幣從以貴金屬儲備為擔保的本位貨幣，轉化成以政府信用為擔保的信用貨幣。
本位貨幣一般是由私人銀行發行，數量不能脫離貴金屬儲備太遠，因此不容易出現通貨膨脹。信用貨幣則是由政府中央銀行來發行，數量不受貴金屬儲備的限制，容易出現通貨膨脹。
法幣改革後，國民政府建立了國家資本主義，用財政優勢消除了地方軍閥的自主性，可視作中央對地方的貨幣戰爭。然而改革不到兩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抗戰結束後又打了四年的內戰，國民政府只能濫發信用貨幣來解決財政問題，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
信用貨幣的價值，取決於人們是否相信政府能堅持下去。一但貨幣貶值過多，政府的信用便會跟著破產。南京國民政府於是失去了對大陸的統治權。
由此可見，信用貨幣能讓政府獲得統治上的好處，對國家能力的要求卻也遠高於本位貨幣。
抗戰時期共產黨的貨幣戰爭
由於中國規模太大，黃金十年繁榮的都市經濟與內地鄉村聯繫薄弱，造成中國經濟的二元撕裂，使得口岸城市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時，鄉村地區仍在傳統經濟中掙扎。
抗日時期，日本只能控制城市和交通線，但因中國領土太大，日軍人數不足，故無法控制鄉村。這代表國民黨統治的區域多數瓦解了，而共產黨卻有辦法在鄉村建立根據地。
共產黨在山東半島成立北海銀行，它發行的北海幣是本位貨幣，以地政權所儲備的農業物資作為信用擔保，人們可以拿北海幣兌換物資。
北海銀行根據農業周期調整貨幣發數量，並依據物價漲跌吞吐儲備物資，進而保持幣值穩定。
由於物資儲備來自農村自產，農村的傳統經濟受外部貨幣經濟影響較小，法幣的惡性通脹在這的衝擊很低。且小區域的經濟運營環境相對簡單，物資與貨幣容易形成匹配關係。
國民黨因通貨膨脹失去城市支持，卻又無法主導農村經濟，再加上民族主義方案無法真正完成政治整合，政經兩面的弱勢讓它只能接受統治失敗的苦果，位於農村的共產黨於是崛起。
共產主義的組織能力
在列寧主義進入中國時，國民黨只吸收了組織技術，共產黨則同時吸收了組織技術和意識形態。
抗戰爆發後，都市地區的國民黨統治開始瓦解，共產黨則透過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將淪陷區的敵後農村組織成抗日根據地。不論日本人打到哪，它後方的基層社會很快就都會在共產黨的帶領下反撲。
國共兩黨在淪陷區的表現差距，取決於兩黨在組織控制機制上的不同。一個組織要想存活和發展，需考慮組織目標的統一性和執行層面的效率性。要達成這兩個要求，就需要有一套控制機制，確保目標統一和效率提升。
國民黨的外部控制路線，是由現代官僚體系指派任務，以確保執行的效率。官僚制運轉的前提是層級間有順暢的信息傳遞，一旦信息傳遞被切斷，官僚體系便會馬上癱瘓。因此隨著許多區域被日本攻佔，國民黨在這些地方的官僚秩序很快就瓦解了。
共產黨的內部控制路線，是用一套理想信念，由內及外地建立組織成員對宏觀事業的信仰和忠誠。即使層級間的信息傳遞不順導致基層組織各自為戰，共同的信念基礎也能確保組織目標的統一性。
共產主義理解世界的視角
國民黨的民族主義無法解決的五族共和問題，在共產主義下有了新的處理辦法。共產黨把民族主義的建構屬性挑明了，指出人們的第一身份是階級身份。從階級的角度講，漢、滿、蒙、回、藏的被壓迫階級都是一家人，要共同反抗各族群的壓迫階級。
這個方法對少數民族問題給出了解決方案，既承認了漢滿蒙回藏的差異性，又在政治上論證了它們的統一性。相較於只確保統一性但否認差異性的國民黨，更能獲得少數民族接受。
在對於世界的理解上，二戰後，毛澤東認為美國的反動陣營和蘇聯的革命陣營間的對抗關係，已構成新的世界秩序。
美蘇之外的所有國家都屬於「中間地帶」，本身沒有自主性，必須在美蘇兩陣營中選邊站。毛澤東將美蘇理解為海洋秩序與大陸秩序的對立，並表明中國要加入大陸秩序、朝蘇聯靠攏。
中國透過朝鮮戰爭發起抗美援朝，宣告加入大陸秩序，這大幅提高了共產黨在國內的政治正當性，獲得充分的資源完成國內的政治整合，讓中國在內政上高度統一。
中蘇鬧翻以後，中國同時與美蘇為敵，陷入前所未有的外交危機。中國開始將自己的定位逐漸轉型成海洋秩序和大陸秩序之間的「海陸中介」。
通過相互試探與摸索，美國與中國開始重新理解對方。隨後美國的季辛吉、尼克森陸續訪中，構築中美蘇大三角關係。
毛澤東將「中間地帶」分成兩種，一種是歐洲、日本、澳洲等發達國家，另一種是亞州、非洲、拉美等不發達國家。他在「三個世界」的論述中，定義美蘇為第一世界，西方發達國家和東歐國家是第二世界，中國和亞非拉國家是第三世界。
這種分類方式是民族主義的打不開的，而共產主義的普世觀念，讓中國開始大量關注外部世界，重新從世界的角度理解自己。
鄧小平時代，中國開始向海洋世界開放，並於中美建交後，透過中越戰爭宣告加入海洋秩序。朝鮮戰爭和中越戰爭，讓中國先以大陸國家的方式完成自我政治整合，再以海洋國家的方式加入世界經濟體系。
完成政治整合的中國此時便不會再因為加入全球經濟體系而被內在撕裂。這讓中國在真正意義上形成了海陸中介的樞紐。
近代中國的樞紐性
創新經濟與供應鏈網絡
在人類的基本需求尚未被滿足時，能佔據市場的一定是流水線生產的大眾化產品，特徵是廉價、耐用。隨著人類基本需求被滿足，西方進入創新經濟時代，產生諸如手機等大量的新需求。
在大眾化產品時代，產品更新換代的需求很低，流水線的效率決定成敗，所以諾基亞一度成為手機界的王者。
在創新經濟時代，能夠持續帶來新體驗，才能在市場上活下去。那些自己擁有完整生產線的廠商，想創新勢必得調整整條生產線，過高的創新成本讓諾基亞等公司走向歷史。
為了跟上時代的創新速度，新型企業必須把生產流程外包，才能甩掉生產流程轉型的成本。所以像蘋果這種完全不生產，只負責創新、品牌和渠道維護的公司開始崛起。
從新型企業的角度來看，產業製造的承包方必須同時滿足生產效率和轉型彈性這兩個特質。一般來說，效率的前提是專業化，然而一但專業化，就會被鎖定在特定產品上，提高承包方的風險，這和彈性是互相矛盾的。
中國在創新經濟時代，透過建立龐大的供應鍊網絡解決了這個矛盾，實現了彈性和效率的統一，躍升成為世界工廠。
供應鍊網絡是由無數家極度專業化的中小企業所構成的，每個企業往往只做一件事，例如生產天線。每當西方將任務發包下來，供應鍊網絡就會自動運轉，小企業互為配套把任務完成。一但上游創意變了，網絡就會立即重組出新的配套關係，把更新後的產品做出來。
供應鍊網絡把彈性和效率放到兩個不同的層次上處理。由高度專業化的小企業確保生產效率，再由小企業組成的動態供應鏈網絡確保彈性。
財稅改革遇上世界訂單
供應鍊網絡是承接大規模外包的重要前提。然而要發展供應鍊網絡以完成工業化，必須在一開始就有足夠多的小企業同時成長起來。這件事要發生，前提是要有已經建設好的空白大規模工業開發區讓企業進駐，才能降低物流成本。而工業開發區建設的算是廣義的城市化。
由此可知，要發展供應鏈，大前提是城市化必須要先於工業化。
在經濟史上，由於城市對公共服務的要求遠高於鄉村，所以城市化的前提是穩固的財政。但如果沒有足夠的工業能力發展起來，城市便無法取得這種規模的財政能力，因此通常的節奏都是工業化拉動城市化。
那麼中國是怎麼打破工業化先於城市化的節奏，讓城市化先於工業化呢？這時就需要將視角轉到財政制度上，才能知道這件事發生的邏輯。
中國在二十世紀末，將財政制度從以前的包乾制轉為分稅制。
在包乾制底下，地方政府只要給中央上交一定額度的財政，剩下的錢可以自己運用。這讓地方勢力變的過於強大，使中央難以控制。
分稅制將稅收分成中央稅和地方稅，讓中央財政逐漸回穩，這加強了中央對全國經濟的調控能力。
過去錢就在地方政府口袋裡，現在則得等中央撥下來。投資的決策權力被中央收走後，地方官員便開始尋找其他資金來源。
由於分稅制把營業稅劃歸地方，因此建築類企業是繳納營業稅的。而建築業對土地有大量需求，所以土地增值相關的稅收也歸地方。所以地方政府開始鼓勵建築業發展，衍生出土地財政改革。
地方政府又發現，用土地作擔保，進行融資貸款來建設開發區，一但開發區成熟，土地便會升值，地方就能收到更多的稅。這使得大量的開發區被建設起來，城市化早於工業化。
全國各地都在搞土地財政，造成開發區變得太多，如果沒有足夠的企業進駐，地方的巨額貸款肯定還不起，甚至可能引發經濟危機。
在中國面臨開發區過多的險境時，西方企業在生產流程上大規模外包的需求出現了。一大片空白的工業區配合生產外包需求，讓中低端製造業大量轉入中國，形成龐大的供應鍊網絡。
這時中國又加入 WTO，時代的趨勢迅速拉起中國製造業經濟的高速發展，GDP 始終保持 8–10% 的增長速度，被稱作「中國的經濟奇蹟」。
東亞供應鏈網絡的不可取代性
二十世紀中後期，發展中國家的製造業是以國家為單位各自建起。一旦國家達到中等收入，勞動力價格上漲，土地價格便會跟著漲。這會讓製造業將生產外包轉移到其他尚未進入中等收入的國家，引發「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的供應鏈網絡規模極大，不論分工細度、生產效率、配套組合可能性、轉型彈性，都遠超其他地區。而電商的出現讓需求極低的產品也有了市場，長尾理論催生出以前根本不存在的分工，促使供應鍊網絡的分工深度和彈性程度不斷飆升。
創意所需的一切都能在中國完成，使得投資人考察創新是否能落地，都是先看在深圳有沒有辦公室。
供應鍊網絡的擴張，讓勞動力和地價的重要性降低，供應鏈的管理能力變成決定成本的關鍵要素。所以當中國勞動力和土地成本大幅上升時，製造業仍在高速地發展。
部分製造業開始向東南亞轉移，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轉移走，而是供應鍊網絡在以環中國海地區的東亞為單位，進行內部重構。
企業的搬家只是在調整自己在供應鏈當中的位置佈局，供應鍊網絡作為整體並不會受到影響。工廠向東南亞的轉移，意味著供應鍊網絡的半徑擴大，但仍然是以中國為中心。
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製造業網絡，在規模效應的加持下，現有的製造能力能輕易滿足全球的需求，對新崛起的製造區形成極大壁壘。若要複製中國的模式，需要有大量空白的開發區讓供應鏈體系成長，讓城市化先於工業化，這是在多重時代趨勢的配合下，才有極低的可能形成的。
綜合規模效應以及成本結構的轉型，可以大膽預測，除非出現某種無法在東亞落地的、超越時代的新技術，東亞製造業的產業格局是終局性的，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國不可能發生。
少數能脫離東亞供應鏈的製造業，特徵是對供應鏈要求不高，並且對遠距離物流成本敏感。例如玻璃、水泥這樣的產品，單位重量的產品售價低，物流成本較高，更適合就近生產，這類產業就能被轉走。
雙循環結構與中國的經貿樞紐性
工業革命以來，西方發達國家成為中心地區，其他國家則是外圍地區。中心國家主導全球政治、經濟、軍事、法律、技術等秩序，外圍國家則成為中心國家的市場和原材料殖民地，形成「中心-外圍」的單循環結構。
這個結構讓中心國家能在國際貿易中高額收益，外圍國家則沒法完成足夠的資本積累。
二十世紀初，中國的崛起讓全球貿易結構開始形成雙循環結構。中國向西方國家出口製成品，從西方進口技術、資金以及高端服務業貿易，構成第一循環。中國再向非西方國家進口原材料，出口製成品，構成第二循環。在西方最為主中心的同時，中國崛起成為副中心。
在單循環結構中，外圍地區無法積累足夠資本。但到了雙循環結構，中國和西方國家這兩個中心經常處於競爭關係，彼此都會從外圍地區爭取盟友，進而形成一系列新的國際貿易規則，讓外圍國家獲得更多紅利，有了新的發展空間。
創新經濟和製造業外包讓西方國家開始去工業化，主打高端服務業；亞非拉等外圍發展中國家，負責發揮原材料優勢。中國則用雙循環結構維持全球經濟的運轉，中介地位從毛澤東時期的海陸樞紐，擴展到全球經貿循環的樞紐。
冷戰和後冷戰的中國定位
二戰後不久，美國和蘇聯主導的兩大政治，在各自地盤內都維持強大穩定的秩序。老大哥為了維繫住政治集團，肯定得為弟兄提供幫助，例如美國會幫拉美國家打擊內部的左翼游擊隊，蘇聯會出兵鎮壓捷克、匈牙利的反社會主義運動，雙方在朝鮮、越南等熱點地區還得找到代理人打局部戰爭。
美蘇要維繫己方集團的秩序，花錢自然不少，因此需要跟集團內部的國家形成正向的經濟循環，把投放的財政資源通過貿易方式收回來。
美國採取的是以海洋貿易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盟友大多是能通達大海的國家。蘇聯採取的是以政治控制為基礎的計畫經濟，要形成政治控制，就不能離開蘇聯太遠，盟友大多是它周邊的陸地國家。
大陸深處的貿易成本對美國太高，海上遠方國家的政治控制成本對蘇聯太高，這為兩方的擴展範圍劃定出邊界，形成海洋秩序與大陸秩序的對峙。
中國作為海陸樞紐，形成獨立的第三支力量，對海陸兩大秩序構成均衡，確保老大哥們不會一觸即發。
蘇聯瓦解後，大陸世界失去了秩序主導者，非洲、中亞、中東等很多地方陷入失序狀態，非常需要美國輸血。但是這些地方跟美國沒有正向的經濟循環，美國長期輸血肯定輸不起。打掉了老秩序，卻沒能建立起新秩序，這讓美國要推行的價值觀受到大陸世界的質疑。
人類的秩序是相互聯繫的，大陸秩序混亂，其他地方就不可能獲得寧靜，例如中東的動亂就帶來歐洲的難民潮。然而，只有和大陸世界貿易往來密切的國家，才有能力持續地向這些地方投放秩序，這時中國作為海陸樞紐的功用就顯現出來了。
失序的大陸國家大多是資源豐富的原材料國家，但西方國家在經濟起飛後，對原材料的需求已大幅下降，無法拉動大陸世界的經濟，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製造業集聚區變成了原材料最大的需求方。
在雙循環的經貿結構下，中國在第一循環從海洋秩序獲得貿易紅利，接著在第二循環將這些紅利投放到大陸世界，從而投放秩序。
由此可見，冷戰時的中國作為海陸樞紐牽制美蘇的對峙，蘇聯瓦解後則作為秩序投放者恢復大陸秩序，讓西方與大陸世界形成間接的經貿循環。
若將國家利益比喻成在商場裡做生意，大陸中小國家就像在商場租店舖賺錢的商人，用民族主義的思維對外攫取利益。中國在定位上則是商場的股東，透過店鋪收租來盈利。
中國極力避免自己陷入只盯眼前利益的民族主義思維，而是盡可能的站在普遍主義的視角上，琢磨大陸這個商場的管理規則，維持商場的穩定、提高競爭力。西方的國際組織、NGO、企業、研究機構在這方面有大量的知識儲備，需要中國去學習。
西方用經濟手段解決貧富問題
西方國家在工業革命前，傳統農業經濟的財富增長很慢，且富人的財產上附著了很多社會義務，比如救助窮人、修築公共設施，社會不至於因貧富差距產生撕裂。
工業革命讓財富像井噴一樣湧了出來，而這些新的財富並未附著社會義務。為了避免社會階級對立，如何分配財富就成了重要問題。
西方的財富分配問題，並不是通過社會主義運動解決的，而是通過經濟發展解決的。技術創新提高了西方的經濟效率，對外征服的能力變強，這讓西方擁有更多財富可供內部分配。
窮人分享的新財富主要也不是靠政府二次分配，而是通過技術革命拉動出新的產業，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蒸汽機的發明拉動了採礦業、冶金業，又進而拉動了鐵路業、遠洋貿易。內燃機的發明拉動了汽車產業、橡膠業、石化工業，進而拉動了公路建設、金融業。創新產業能賺取高額利潤，其他被拉動起來的產業至少也可以獲得平均利潤，並提供大量就業機會，解決西方社會的新財富分配問題。
21世紀初，西方世界進入新的創新周期，這一輪創新的結果是生產流程大規模外包。這使得創新產業依然能賺取鉅額財富，但被拉動出來的產業卻位處中國，美國本土的傳統行業出現嚴重衰敗和失業現象，國家經濟的宏觀數據很漂亮，草根階層卻分配不到新財富，導致內部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西方用政治手段對沖經濟困境
美國無法透過經濟發展解決貧富差距，只好試著用政治手段來對沖經濟困境，推動次級貸款，降低借貸的信用標準，並成立房利美和房地美，讓本國低收入族群能低息申請住房貸款，人人都買得起房子。
金融機構將這些低收族群的高風險貸款和其他低風險貸款打包成證券出售給投資者，由於背後有政府隱性的政治擔保，所以又多了一層低風險外衣，讓這種證券就變得很好賣。
歐美用政治干預經濟，讓高風險族群獲得低息貸款的行為，雖然可以替當權者確保選票，卻也加大了資本市場中流動的風險。
中國是出口導向型的經濟體，需要外部世界有發達的消費能力，其巨大的生產能力才有用武之地。但中國經濟規模太大，出口導向意味著外部世界會遭遇嚴重的經濟失衡，導致消費能力大減，反過來使中國的東西賣不出去。
為此，中國不得不用出口積累的大量外匯儲備購買西方國家的債券，讓它們始終買得起中國的東西。
西方的政策讓大量高風險證券流入資本市場，而隨著這些西方的窮人還不起貸款，只能用新債還舊債，風險愈積愈大，其連鎖效應最終引爆了全球經濟次貸危機。
經濟危機導致西方的消費能力大降，中國的出口馬上遭遇困境，中國政府努力透過擴大內需來緩衝經濟衝擊，但內需的擴大仍抵消不了整個西方世界的需求下降。
而西方國家隨著失業人口愈來愈多，民怨開始要求政府採取本國優先的政治立場，排除移民和外國商品的競爭，政府逐漸轉向保守化。川普上任、英國脫歐、歐洲保守政黨上台，都是第二輪政治手段對沖經濟的表現，這些動作都大幅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
西方的經濟失衡，讓雙循環結構中第一循環的發達國家出現嚴重的貧富分化，造成政治上的保守化。要突破困境，就得研究中國作為雙循環結構的樞紐，與第二循環的關係。
第二循環裡頭兩個比較有代表性的地區，分別是從中亞橫貫到北非的伊斯蘭地區，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
伊斯蘭世界的困境
伊斯蘭教和猶太教、基督教的教義裡，都同時存在著友善、熱愛和平和決不妥協、反抗不正義的兩面。在中世紀時，阿拉伯帝國極為繁榮富裕，伊斯蘭教成為最自信、寬容的宗教，當時西歐落後反而讓基督徒變極端狹隘。
到了近代，海洋取代中亞成為新世界的貿易通路，蘇聯的大陸秩序也於冷戰後瓦解。伊斯蘭世界的生活水平趨於貧困，教育水平也逐漸低落。
用缺乏教育下的視角看待貧困的生活，許多穆斯林直觀地認為自己被西方發達國家給欺負、歧視，所以籠統地想要反抗整個現代世界。
而此時的猶太教和基督教處在社會的優勢地位，熱愛和平的一面被凸顯，堅決反抗的一面就淡化了。
在國家政權上，伊斯蘭世界也面臨著許多問題。
現代國家有兩個基本原則，民主制和世俗制。民主制強調人民主權，世俗制強調宗教不得干涉政治。
在穆斯林國家，只要推行民主選舉，上台的往往是宗教性政黨。如果堅持世俗化，往往會演變成以軍隊為後盾的強人政治，有違民主精神。
二戰後，穆斯林國家開始組建，出現了惡性循環：民主選出宗教政黨，接著軍隊發動政變推翻政府，幾年後還政於民，再次選出宗教政黨。
對西方來說，如果世俗化和民主化無法兼得，那麼世俗化相對好些，所以默認了政變建立起來的強人政府有正當性。在穆斯林眼中，西方國家推動民主化，卻拒絕接受穆斯林國家的選舉結果，證明了西方的虛偽。
恐怖主義的崛起
伊斯蘭教非常重視平等和民主，認為強人的統治有違教義，唯有推翻政權才能帶來正義。但從正面打是打不過這些強人的，只好用恐怖襲擊。
因此恐怖份子不僅是針對西方世界，同時也針對伊斯蘭世界自己。死在恐怖份子手裡的人大部分都是當地的穆斯林，伊斯蘭世界面對的恐怖襲擊也比西方遭遇到的多很多。
穆斯林國家的強人統治者知道不能指望老百姓在政治上認可自己，但如果經濟做好，也許能被老百姓默許。
中東和中亞的穆斯林國家石油天然氣儲量豐富，在世界經濟的上行時期，能源價格高漲，靠油田便能讓百姓過上不錯的日子。北非石油稀少，但旅游資源超級豐富，靠旅遊經濟也能獲得不錯的收入。
中國的生產供應鏈的崛起，加上西方國家的生產外包，讓西方世界內部的財富分配失衡，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政客們為了選票出台各種政策，鼓勵窮人藉貸消費，最終導致世界經濟危機。
西方經濟垮台、消費能力大降，歐洲人沒錢到北非去玩了，世界能源價格也大幅下跌，穆斯林國家一下便陷入困境。
經濟危機造成穆斯林國家經濟的連鎖崩壞，一個接一個長期執政的政權倒了下去，許多國家爆發內戰，沒有出路的人便被推向恐怖主義。
這些動蕩的地區如果沒有重建秩序，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國家利益與安全都會受到威脅。而由於雙循環結構的存在，中國作為樞紐，在重建伊斯蘭世界秩序的過程中必會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現代人對非洲的誤解
現代人對非洲最大的誤解，就是認為非洲是飢餓的大陸。其實撒哈拉以南的熱帶非洲自然條件非常好，從來沒有出現過飢荒，問題出在社會貧富的高度分化。老百姓雖然不愁吃飯，但是沒錢消費一般日用品，生活水準很低下。富人生活則極為奢華，非洲酒店豪華程度遠超同級別的歐洲酒店。
非洲有著極度豐富的礦藏。在中國 1% 的銅含量就是很好的露天礦，在剛果低於 20% 銅含量的礦石卻多到只能拿來鋪路。
非洲的農業資源、林業資源、水利資源、旅游資源，同樣都極為豐富。只是這些資源大多都處在半沉睡狀態，因為國家欠缺資金、技術、基礎設施，以及有效的管理，沒有辦法獲得有效開發。
非洲會發生內戰的國家非常少，內戰的規模也沒有什麼重型裝備，按現代標準類似於打群架，外國人進來不太有機會碰到戰亂，卻會碰到無所不在的中國商品和中國商人。
坦桑尼亞與中國在非洲的可能性
坦桑尼亞是東非的核心國家，政治穩定性好，從未發生過內戰或軍事政變。它的可耕地面積約達中國的一半，但其中 80% 都荒著。就算耕種了，基礎設施不足，坦贊鐵路的運營和配套的港口跟不上，農產品也運不出來。
中國與坦桑政府的「南方糧食走廊計畫」旨在把這些荒廢的土地開發出來。
中國非常善於運營鐵路，可以很快地升級坦贊鐵路的運營水平。坦贊鐵路的貨運需要配套的港口，但現有的港口是河港，無法承受太高的貨運吞吐量；若港口擴容，則會導致城市交通癱瘓。
因此中國承諾在坦桑修建新海港，規劃吞吐量約等於非洲東岸所有港口的總和。接著再從坦贊鐵路修一條幾十公里的支線連上新港口，激活坦贊鐵路。
一旦基礎設施的建設使「南方糧食走廊計畫」發展起來，閒置的土地便能被有效耕種。坦桑尼亞是世界上最好的玉米產地，玉米是飼料最重要的原料。中國耕地有 18 億畝的紅線，其中 5.5 億畝是種玉米的，裡面一大部分是做飼料用。
若把這些飼料用地轉到坦桑尼亞，中國就能騰出幾億畝的土地，轉化成新的經濟資源，用以解開當前的經濟困境。
有雙循環結構做前提，中國市場的巨大吸納力，可以讓坦桑尼亞的農產品產多少就能銷多少。一旦市場化農業經濟發展起來，便會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老百姓對日用品的消費能力就會變強，中國的製成品也將獲得更大的市場，發展成良性循環。
有了港口和鐵路這兩條大動脈，就能進而發展鄉村土路、農村水利電力、鄉村衛生防疫部門、農業供銷社等毛細血管設施，提高市場化農業的發展效率。這種工程項目的規劃，中國稱第二，世界上沒人敢稱第一。而這些基礎設施的建設，也能為當地非洲人提供大量就業機會。
過去中國在非洲援建了不少工廠，但是無法拉動當地產業演化，原因在於非洲在國際的優勢並不是工業，沒法發展出產業網絡、拉動更多就業機會。雙循環結構的現實，讓非洲在第二產業上沒什麼機會。
要知道什麼樣的基礎設施適合在非洲具有的比較優勢、能拉動產業演化，需要有豐富的地方性知識。世界銀行、NGO 組織在這方面累積的大量經驗可以彌補中國的短板，由中西兩方聯合設計，再由中國執行、建設基礎設施，從而拉動產業演化。這是中國目前能想出的最好戰略。
澳洲、新西蘭的發展模式，主要是透過羊毛、牛肉、鐵礦等第一產業積累財富，然後繞過第二產業，直接跨入有本土特色的第三產業，成為現代化的發達國家。
坦桑尼亞等非洲國家也可以參考這個模式，先將市場化農業發展起來，再拉動本土化的服務業、自然旅遊業、奢華酒店等，讓非洲獨有的第三產業和發達的第一產業共同促成現代化。
世界的碳排問題
二十世紀末，主流學界研究認定人類的碳排放導致了全球暖化，於是各國開始透過談判後達成碳減排的國際公約。《京都議定書》提出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指出各國都有減排責任，但已經長期發展工業的發達國家要馬上開始，發展中國家則可以緩一點。
俄羅斯等能源出口國家主張，冰河時期和溫暖時期是交替到來的，人類只是剛好處在氣候週期的上坡，碳排放根本不是氣溫上升的主因。然而這個主張背後的動機，可能是因為減排會降低石油需求，導致這些國家財政下滑。
歐洲、日本等進入後工業化時代的國家，極力主張減排。很巧的是，這些國家減排技術發達，可以透過販賣技術提升經濟。馬爾代夫等島國，隨著海平面讓國土愈來愈小，則強烈要求減排。
非洲等沒有工業的發展中國家，對減排沒意見，碳排放的配額還可以拿來出售。中國、印度等正在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想要證明自己願意承擔國際責任，所以同意減排，但也強調區別的一面，要求西方多承擔責任。美國作為世界頭號排放大國，對減排這事並不積極，甚至直接退出《京都議定書》。
碳排放問題原本是學術問題，但是國際公約是由政治利益驅動的。當學術問題變成政治問題時，各國的談判便無法達成共識。這使得《京都議定書》到期後，新的協議遲遲沒有達成。
有效運行的秩序一定是和實力結構相匹配的。只有「我有能力傷害你，我卻選擇不傷害你」，談判的空間才能夠打開。彼此有能力互相傷害，才會意識到靠暴力無法實現訴求，用談出來的秩序更能降低成本。因此氣候談判想談出成果，必須要有碳實力的國家願意主動談判、合作。
2013 年的碳排放量，中國占全球 29%，美國占 15%，歐盟佔 10%，印度佔 7.1%。中美都有強大的碳實力，特別能排，技術水準到位，所以也很能減。歐洲人均排放量很低，能減不能排。印度仍在工業化，能排不能減。其他國家排放量太小，能排能減不重要。所以只有碳實力最最強的中美兩國配合，才能解決碳問題。
對美國來說，如果承諾減排，民間就要改變大手大腳的生活方式，會有較大的反對聲音，很難過國會這關。對中國來說，中國的工業化開始得很晚，在「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裡，更重視自己獲得區別對待。而在雙循環結構下，中國幾乎是在為全世界生產，也就是為全世界在排碳，這讓中國認為以國家為單位的碳排配額是不合理的。
中國未來的戰略目標，可能傾向於發起新的談判議程，以自己的碳實力為立足點，表明自己是在「替全世界排碳」的主張，接受減排的國際責任，但要求歐美等發達的國家承擔道德責任，便宜的引入減排技術。
中國的微觀樞紐性
中國的擴張已經不再只是簡單地向世界各國出口了。
中國人以一種低調的方式在世界各地建設小型工廠，將國內的供應鍊網絡移植到歐洲、非洲、東南亞等地方，替當地企業完成各個環節的高度專業化分工，用各種合法的和非法的方式搶走這些國家的就業機會。
海外的中國人嵌入到各國的經濟內部，實現了中國向全世界的經濟擴張。這些人的經濟活動會計入外國的 GDP，但收入又有一大部分會通過各種途徑回流到中國，拉動了家鄉消費與中國 GDP。
外國人的工作機會被一群中國人搶走，產生了大量不滿。它們在低端產品上競爭不過中國人，在高端產品上有優勢卻沒渠道打開市場。此時這些海外的中國人，在佔領他國的低端市場後，幫助外國企業牽線進入中國的高端市場，舒緩了兩方的緊張，也讓國界在經濟層面上進一步消除了。
海陸中介、雙循環結構都是中國作為世界樞紐在宏觀上的呈現。海外中國人和當地經濟、中國經濟之間的複雜關係，則是這種樞紐位置的微觀案例。
中國，世界樞紐
中國能成為世界樞紐，離不開它的多元成分和超大規模性。這種多元的超大規模性是在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
在古代歷史中，中國是個包含著草原、中原、海洋、綠洲、高原的多元體系。各個區域相互塑造，嵌入到彼此的歷史當中，各自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共同形成一個宏大的體系演化史。
當中國歷史走到清末，中國的多元體系逐漸走入世界秩序，開始了現代化轉型，走向普世主義視野，成為世界經貿秩序的樞紐。海洋區域的香港和大陸區域的新疆，是中國樞紐的關鍵紐帶，讓中國跟世界的海洋秩序和大陸秩序相聯繫。
普通法體系是規範整個海洋世界與國際經濟秩序的基本法律邏輯，而香港是中國境內唯一施行普通法的地區。投資者的權益在這受到很好的保護，形成高效率的直接融資市場，包含股市、債市、期貨市場等。中國通過香港影響著國際資本市場，也通過香港從國際資本市場汲取力量。
新疆是中國向歐亞世界投射影響力的起點，也是歐亞世界的影響力進入中國的入口。中國大陸區域的歷史方向是，讓西藏、新疆這種自然資源匱乏、精神資源豐富的地區，與自然資源豐富、精神資源匱乏的海洋區域實現均衡。
中國內部有海洋、大陸、海陸中介這三大部分。東南方的海洋區域有著龐大的資本和世界級的製造業能力；西部的大陸區域自然環境艱難、秩序脆弱，有藏傳佛教、伊斯蘭教影響著人們的精神世界。中部的中原區域有龐大的人口資源和市場資源，可以作為連接性力量。
海洋區域生產財富，透過中原區的人口與市場作為中介，向西部大陸投放秩序，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
中國作為超大規模的世界樞紐，會深刻改變世界秩序，世界秩序也會反過來重新定義中國，兩者在永遠不會完結的互動中，持久地生成、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