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確定性

上個月做了一件過去二年一直很想做但一直沒做的事情，就是去了一趟劍橋大學。在英國眾多可以去的地方中，劍橋大學一直都是我最想去的地方之一，畢竟這裡可是 Bertrand Russell、Ludwig Wittgenstein、Alan Turing 這些大師當年讀過書的地方啊！然而，我來英國這二年基本上都埋首於工作、沒怎麼出過倫敦。一直到最近搬家前，我才想著應該把握人還在倫敦的時間去一趟劍橋。很巧的是，在產生這個念頭後沒幾天，我就在用戶訪談中訪到了一個劍橋碩士生，然後很幸運地被邀請去參觀劍橋校園。更巧的是，我們在參觀校園的過程中巧遇了另外兩個在劍橋讀博士的、以前物理系的同學（也都是用戶），並且被邀請到對方家吃火鍋。人生第一次同時和這麼多在劍橋做研究的 Heptabase 用戶吃飯，感覺好像解了某種成就。

這次去劍橋逛了許多學院，其中一個就是知名的三一學院，以及裡頭的萊恩圖書館。萊恩圖書館有許多展示櫃，展示著一些知名劍橋校友們留下來的手稿和筆記，例如牛頓當年寫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我第一次看到這本書是在國中的數學課教室，那時教室後擺了大塊文化出版社的中譯本，我常常在數學課時偷偷擺在桌子下看。牛頓在這本書中用一種很古老且嚴謹的幾何學手法處理行星問題，讓當時的我深感震撼，我為了弄懂裡面的內容還特地上網找了易富國教授在台大物理系的開放式課程來看。

不過今天我想寫的東西不是這本書，甚至也不是劍橋，而是我在其中一個展示櫃下看到的一則語錄。這則語錄的內容是 Fear uncertainty and you fear life，我也忘記是誰的語錄了，但後來我在從劍橋搭車回倫敦的過程中，這個句子一直在我腦中徘徊。這是因為我知道 2026 年對我來說會是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一年，而我也明確地意識到，這些不確定性帶給我的感受和過去十年非常不同。

2017-18

我第ㄧ次面對巨大的不確定性是在 2017-18 年，也就是我讀完大一決定休學的時候。

在上大學以前，我的人生在方向上並不存在太大的不確定性，國中三年的目標就是考上最好的高中，高中三年的目標就是考上最好的大學。我的做法也很明確，就是我願意選擇風險更大的升學道路（奧賽、科展），讓我能在不犧牲升學目標的前提下，有盡可能多的時間學習我感興趣的領域。然而上了大學以後，我發現我不再能像以前一樣在腦中清晰地具象出五年後要達到的、一個我認為足夠有意義的目標：我不確定我究竟想往學術走還是產業走、要讀研究所還是要早點出去工作或創業、要留在台灣還是要想辦法出國。我甚至連生而為人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意義是什麼都想不透，而這些問題所揭露出的人生方向上的不確定性讓我感到恐懼。在我休學的那二年，我花最多時間在做的事情就是學習如何直面這股恐懼。

我剛休學時有將近半年的時間在一家人數不到十個人的小型軟體公司接案，當時公司裡的人大多是資工系和電機系的學長。這家公司比較特別之處在於全部的人都是基督徒，大家平日工作、週末則會一起上教會。當時因為沒有學校宿舍可以住了，我有四個多月的時間都睡在公司裡，並在耳濡目染之下開始對宗教信仰感興趣。我感覺宗教信仰似乎能為我這種正在感到迷惘的人類提供指引，於是我用幾乎是縱身一躍的態度去認識基督教、去相信上帝。我想知道這麽做是否會讓我看到不一樣的世界、讓我找到某個我能確定有意義的人生目標？

令我驚訝的是，我確實感受到了一個有宗教信仰的人和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人看到的世界有著巨大的差異，雖然這二個世界在實然層面上有非常多難以調和的地方，但只要你接受了各自的核心主張，這兩套體系在內部主觀邏輯上都能自圓其說。這樣的感受使我對我所認識的一切事物陷入了嚴重的懷疑論，並開始花更多時間思考自己相信一件事情的標準到底是什麼。在一些朋友的推薦下，我開始探索一點基礎的科學哲學和知識論，並在過程中發現我原本對科學的信心基礎其實並不穩固，比方說我當時在科學實在論上的立場仍處在一種天真的無奇蹟論證上、我對科學知識的劃界方式也仍停留在某種介於邏輯經驗論和否證論之間的觀點，而這樣的立場和觀點其實無法應對真實科學史的複雜性。

有趣的是，我一開始探索宗教信仰的初衷是為了找到更加明確的人生意義和目標，但是為了調和宗教和科學之間的衝突，我最終進到了一個在主觀來說更加不確定的世界，而我也在大約半年後選擇離開宗教信仰。即便如此，這段探索的過程還是為我帶來很大的收穫，那就是我對於什麼樣的知識體系更值得相信慢慢地形塑出了一些知識論上的偏好。舉例來說，在探尋深層因果關係時，我更偏好將 David Deutsch 所強調的「結構難以更動且延展性高的解釋」視為一種規範性的理想；而在面對複雜且難以化約的現實問題時，我則更傾向於 Hasok Chang 所主張的操作融貫性，允許自己在實用主義的層面上拼湊並迭代對世界的認知。即便我尚不認為自己具備足夠高的哲學素養來嚴格檢視這些偏好，但它們確實讓我在科學與宗教的衝突中暫時達成了和解，至少現在的我對於為什麼我沒有宗教信仰能給出一個我自己能接受的理由。

當然，這些知識論上的偏好沒有辦法讓我回答關於人生意義和目標的問題，但神奇的是，我對「找不到人生意義和目標」的恐懼卻逐漸消散了。事後反思，這應該是因為我在探討這些問題的過程中，雖然深刻體認到了理性和語言的侷限，但同時也看見了「承認侷限」與「保持信心」共存的可能性：即便我認為形上學層面的絕對真理是不可知的，我依然可以因為一套科學理論在操作的經驗上是融貫的而願意相信它是有效的；同樣地，即便我認為要找到人生的意義、消除未來的不確定性是不可能的，但我依然可以有意識地在生命中的每個當下認真思考與行動（而非盲目地隨波逐流），並在未來回顧生命時，因為深知這一切皆是自己認真思考和行動的結果，而願意相信這樣的人生是值得的。

2020-21

我第二次面對巨大的不確定性是在 2020-21 年，也就是從 COVID-19 的疫情在舊金山爆發，一直到我再次休學並且決定創業的時候。

2019 年我到舊金山讀書時，認識了一位來自亞美尼亞的、現在可以說是我的人生摯友的朋友。我們剛認識時很常躲在宿舍樓梯間的角落聽音樂、聊天，晚上再一邊散步到附近的碼頭、ㄧ邊分享彼此的心事。平時我們會一起去附近的 YMCA 健身，週末會合力煮幾十個便當賣給同學賺點生活費。我們在對方身上都看到了自己欣賞的特質，他說因為我在他身邊，他覺得他能做到任何事情，我說因為他在我身邊，我覺得我能很開心自在地做自己。在和他相處的過程中，我很喜歡他看見我的方式，我也很喜歡能給予他向前邁進的勇氣的自己。這些都是我在過去的友誼中比較少經歷的感覺，雖然我們之間並不存在浪漫的情愫，但這段友情確實在許多層面上比我過去經歷過的一些浪漫關係還要更加親密。

就在一起開心的度過幾個月的時光後，舊金山爆發疫情、開始封城。當時許多國家都做了出入境的管制，不同國家的同學們一批批地被緊急召回。沒有人知道疫情會持續多久，大家唯一知道的就是每天的確診數和死亡人數一直在飆升。在我離開舊金山前二周，宿舍大樓變得愈來愈空蕩，我們都知道剩下的時間不多了，所以常常一起窩在房間聊天、吃飯、看電影。在我四月離開舊金山那天，我在飛機上一邊讀著他寫給我的信一邊哭，因為在疫情急劇惡化的當下，我不知道下次實體見到他會是什麼時候，我甚至連能不能再次活著相見都不敢確定。

到了七月中，新的危機出現了。那時他已經回亞美尼亞，而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在邊境發生了不小的武裝衝突，使得亞美尼亞境內局勢變得相當緊張，他的心理狀態也變得很不對勁。到了九月初，我們終於回到學校了，但兩個禮拜後，亞塞拜然與亞美尼亞全面開戰。他的許多親友上了戰場，他也變得神情凝重、沈默寡言。我能感受到他在心裡周圍築起了一道很厚的牆，把包含我在內的所有室友都拒於牆外。這讓我感到非常痛苦，因為我知道他是需要我的，但我不管怎麼努力似乎都無法突破那道牆，他的眼神總是充滿憤怒、難過和絕望，讓我難以直視。沒人知道這場戰爭何時會結束，這讓我更不知道該怎麼幫助他。

戰爭後來在十一月中結束，但我們的友誼依然處在一個很不穩定的狀態。當時的我其實也分身乏術：一方面在和台灣的朋友遠距開啟創業專案（Heptabase 的前身）、一方面在和台灣的女友維繫遠距離關係；同時還要應付繁重的課業、工讀時遇到的糟糕主管、寒暑假實習的申請，以及隨著年齡漸長開始感受到的財務壓力，說實話我自己也是有點在硬撐。後來我預約了學校的心理諮商服務，向諮商師訴說我在這段友誼中遇到的困境；結果意外地發現他也去了，而且我們找的還是同一位心理諮商師。

在經過一番思考後，我意識到我不能繼續這樣多頭燒了，我必須做出取捨。我認為只有二件事情對我來說是重要的，第一是我想要透過創業把我想做的東西做出來，第二是我想要有更多時間好好地經營每一段我重視的關係。剩下的，不管是大學學位、科技公司實習、留在美國的簽證，我通通都可以放棄。然而我也知道，一但我做了這個決定，我就必須回台灣，我和這位朋友在未來幾年也很難再實體見到面了。這讓我再次對不確定性感到恐懼，而這次恐懼的不是「我的人生要做什麼？」，而是「我與重要他人的關係會如何變化？」

最後我做出了選擇：我向學校遞上休學申請，也和這位朋友好好地聊了這件事情。他一開始非常憤怒，經過幾天後才慢慢地轉向理解，可能是因為知道能實體相處的時間不多了，也可能是因為戰爭結束了，他總算願意和我對話了。我們都知道我這一離開，之後的遠距離友誼會充滿不確定性，於是我拍了腦袋，在行事曆上創建一個每週重複的視訊會議，把他和另一個我們很要好的共同朋友加進去。從那時開始一直到今天的這五年，我們每週都會視訊。如今，這段三人友誼已經成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支持系統，我們後來也終於在 2023 年他們來台灣時、以及 2024 年我去紐約時重逢。

2026

我第三次面對巨大的不確定性是在今年。這次的不確定性是多重的 — 在工作上、在生活上、在思想上，我都進到了一個蠻關鍵的人生節點。在工作上，隨著 AI 的能力快速提升，不管是在工作方式上還是在產品方向上，我現在都有許多至關重要的、會大幅影響公司未來幾年發展的決策要做，每個決策背後都蘊含著大量的機會和不確定性；在生活上，我最近這幾個月有不少跟人有關的新的挑戰要面對，這些挑戰的難度一點也不亞於 2020 年；在思想上，隨著過去一年的閲讀量激增，我感覺我久違地再次進到了一個認知受到大量刺激的狀態，而有了強大的 AI 協助，我能用跟以往非常不同的方式來整合新的認知。

我不打算在這篇文章中展開我在 2026 年所面對的不確定性，因為生命只能從回顧中理解，我認為至少要再過個幾年，我才能比較客觀地像這篇文章所做的、利用文字來檢視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不過，有一件事情我是確定的，那就是即便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現在的我和不確定性共處的能力和心態，明顯地比 2017 年和 2020 年好上不少。我能感受到過去十年所建立的支持系統以及在面對世界時的思考方式，在此時此刻如何幫助我應對眼前的決策和挑戰（當然也可能是我超過 25 歲、前額葉皮質終於成熟了）。

這可能是劍橋的那個語錄如此觸動我內心的原因：Fear uncertainty and you fear life. 正是因為我作為一個人類能確信的事情是如此之少，我才能擁有因無知而思考的權利，並在不斷思考的過程中主動地踏出生命中的每一個步伐。正是因為人生充滿不確定性，我才能感受到生而為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