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的文化與社會變遷史
前言
最近讀了中國史學博士施展的中國史綱，內容將中國從古代到近代的發展邏輯做了完整的梳理，讓我對中國的歷史與定位有了一些新的認識。
過去不論在學習物理、數學、電腦科學、商業理論，我的態度都一樣：作為初心者，我只負責驗證學習素材的邏輯，但對於自己無法考證的事物，盡可能避開批判。
這也是我看待這份史綱的態度。
歷史是由史實和觀點共同組成的，有歷史就會有觀點，而中國史綱很顯然的，是由施展博士的觀點所構成的。
我不懂歷史，高中從未認真上過歷史課，現在更不具備考察其嚴謹性的能力。施展的中國史綱對我來說，是另一個打開視野、增廣思考面向的素材，但也僅限於此。它裡頭對於史學材料的考證是否嚴謹，觀點是否被迫帶有政治色彩，這些都不是我所能掌控的。
然而，這份史綱在邏輯上的整體串連感，是我過去在台灣的課本上從未體驗過的。裏頭對於古代中國的分析方式，以及看待近代世界發展的觀點，我也覺得相當值得參考。
所以我決定將這份史綱濃縮整理成兩篇筆記，分別談古代與近代的中國。
這篇講的是古代中國的文化與社會變遷。內容的時間線會從商朝一路談到清朝，講述中國從封建社會走向豪族社會，再轉為平民社會的過程。
在施展的觀點中，歷史是各種不同博弈主體不斷變換結盟關係、調整行為策略的過程。慾望是博弈的內部動力，秩序則是博弈的外部約束。
資源關係變化不大時，群體的博弈會達到均衡，讓社會結構穩定下來。而當氣候變化和技術變遷發生動蕩時，均衡就會瓦解，造成歷史的變遷與轉折。
這篇筆記會從兩個視角整理中國的博弈關係，一個是中原自己的內部博弈，另一個是中原、草原、海洋、高原、西域等五大區域間的博弈關係。
透過分析這兩組博弈關係，會對古代中國的歷史有不一樣的理解。
從封建社會到大一統
普世主義與封建社會
中國古代的商朝是由商族人所建立的，他們的觀念是「天命降於商族人」。在當時所有非商族人，都被統稱為羌人，而商族人會透過活祭這些外來的羌人祈求上天保佑。
在商朝末期，羌人裡頭的其中一支「周人」宣告：「天命降於周王，周王為天下人主持正義」，並號召所有羌人舉兵反抗、推翻商朝。在此之後，開啟了中國的普世主義文化。
商朝被推翻後，周天子將土地分封給親戚和重臣，形成藩屬諸侯國。這個由藩屬諸侯國和周王室組成的新社會結構，被稱作封建社會。
但是封建社會出現了一個問題：諸侯和周王的關係是類似現在合夥人的關係，周王是名義上的共主，卻沒有足夠大的實權控制諸侯。時間一長，周王室變得有名無實，周朝便進入分裂時期，開啟春秋戰國的時代。
戰爭規模的提升
春秋和戰國差在哪呢？差在戰爭的規模。
在春秋前，戰爭的禮儀性大於實用性，打仗比的不是誰砍死比較多人，而是誰踢的正步好。但楚國並不是周天子分封的諸侯國，並不懂禮儀。在一次宋、楚兩國的戰爭中，宋國還在踢正步，楚國直接殺來把宋軍打得潰不成軍，戰爭的實用性才開始受到重視。
另一方面，春秋時期諸侯動員軍隊的能力比較弱，因為諸侯也將自己的領地再向下分封給親戚管理。這些獲得分封的親戚成為地方貴族，他們和諸侯間的關係也類似合夥人。要打仗時，諸侯實際能動員的往往只有自己城裡的軍隊。
隨著農業技術發達，平民變得有餘力開發私田，而非只開發貴族控制的井田。於是諸侯開始和平民合作，平民交稅給諸侯，諸侯給耕種私田的平民提供保護，以此削弱貴族勢力。
而在竹簡的知識傳播技術出現後，許多沒有獲得封地的貴族子弟變成了遊士，被諸侯收編進自己的官僚體系，地位類似於現在的職業經理人，是領薪水工作的。
技術的變遷，使得諸侯能和平民、遊士合作，增強財政和官僚結構，變得有能力輾壓其他貴族。這最終使諸侯的動員能力大幅提升，戰爭的規模和頻率也不斷擴大。當戰爭規模大到諸侯承受不起時，中原便邁向大一統。
諸子百家
在周朝建立時，人們將貴族、君子的道德標準、習慣和價值觀整合成「禮」。但春秋後期天下大亂、禮崩樂壞，民間思想大爆發，衍生出了諸子百家。其中的儒、法、道這三大家，大體上表明了人們對「禮」的不同態度。
儒家的態度是力挺傳統、恢復周禮。人們要克制自己衝動，按禮行事，以達到「仁」的境界，所以才有這句「克己復禮爲仁」。
法家的態度是拋棄傳統、開創新制。人們要用「法」來取代「禮」，在君主意志下，由官僚運用法令、權術、局勢來提高博弈勝率。
道家的態度是出世、無所謂。這世間沒什麼好爭的，順其自然、自由自在，事情自然就會好了，這叫「無為而治」。
基於諸侯、貴族、官僚的博弈關係，戰國時期的君主比起儒家，更願意接受法家，這是孔孟等人周遊列國未得重用的主要原因。而法家的觀念能大幅提升戰爭效率，魏國在戰國前期經歷李悝變法，便率先成為頂級強國。
秦國位處西邊，三面自然險阻，東面諸侯，進可攻退可守，坐看東邊六國互相牽制，在商殃變法後便直接完成大一統。
然而法家的邏輯是掠奪外部滋養內部，這套邏輯在大一統後失效。秦國掠奪百姓滋養朝廷，最後導致亡國，故稱「能用法家征服天下，不能用法家治理天下。」
項羽推翻秦朝後恢復了天下的分封制，這使法家的邏輯又能走通了，導致再度歷史重演，讓劉邦幾年內又重新完成天下一統，開啟漢朝時期。
漢朝的大一統
漢朝的劉邦是平民起家，和謀士、將領的關係一樣類似於合夥人，皇帝不可能專制。所以漢朝開國時採用的是道家的無為而治，皇帝將領土分封給這些當初一起打天下的合夥巨頭。
在分封的局面下，為了避免法家的邏輯再次走通，漢朝的皇帝們做了許多努力。
第一，遷都到秦關中的長安，抓穩地理優勢。
第二，用八年的時間消剪能威脅皇帝的異姓諸侯，將封地轉給劉氏宗親。
第三，將同姓王爺的封地消解成郡縣大小。
第四，將沒有封王的開國重臣留下，用以對付北方匈奴。
漢朝在歷代皇帝的努力下，從分封結構走向真正的大一統。而到了漢武帝時期，朝廷已經有足夠資本四處遠征，為了尋求新的意識形態來論證自己的行為正當性，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代。具體的制度仍使用法家邏輯，透過外儒內法獲得有效安頓。
國家的統一與分裂
一個國家的統治規模是有約束條件的。初始擴張時，規模愈大收益愈大，但管理成本也會上升。當規模收益和管理成本達成平衡時，就會停止擴張。愈大的帝國，愈能「低成本、大規模從社會上汲營財政資源」，因為財政資源是軍事能力的基礎。
中原有連續成片的農耕地區、人口密度高，所以能達成大一統。而歐洲地理破碎、人口密度低，徵稅成本大且稅基規模小，地形結構又有利於割據，大一統的難度遠大於中國。查理曼、拿破崙、希特勒等個別強人都只能短暫統一，隨後迅速瓦解。
位於中原北方的草原民族難以統一，也是管理成本太高的問題。
農耕的約束條件是降水量 400 毫米，東亞大陸的 400 毫米等降雨線和長城重疊。長城以南雨量夠，有辦法農耕，所以中原人口能夠定居，定居能形成穩定的人際關係結構，在這樣的結構下才有儒家文化。
中原定居文化容易收稅，能形成穩定的中央財政，發展成官僚制帝國，在這樣的制度下，君主的功能是象徵正當性。為了保持秩序穩定，繼承人的資格必須是唯一且無爭議的，所以中原皇位採父終子及，由嫡長子來繼承。
長城以北雨量不夠，只能靠遊牧生存，而草原遊牧文化人口流動性高，徵稅不易、養不起官僚制，故無法大規模治理。遊牧帝國基本上就是部落聯盟，相較中原的官僚結構，難以集中權力，大可汗和旗下的小可汗始終會互相牽制。
在部落聯盟的制度下，首領大可汗不像中原只是用來象徵正當性，而是要特別能打才有資格當。所以草原民族在繼承上採兄終弟及，當同輩的弟兄都做過可汗、去世以後，子侄輩就容易內戰，使得「胡虜無百年之運」。
大漢驅逐匈奴、大唐驅逐突厥就是等到了「草原帝國自然分裂」的日子。
中原走向豪族社會
東漢豪族社會的崛起
經過文帝、景帝的無為而治後，漢朝累積了大量財富，而這些財富到漢武帝時期都拿來打仗了。因為跟匈奴打了四十幾年的仗，導致國庫空了，朝廷必須跟百姓增稅。長久下來，百姓壓力太大，要不成為流民，要不投奔地方豪族。
自戰國以來，朝廷都是仰賴官僚壓制豪族。但官僚要靠錢養，國家沒錢，許多官僚郡守便與豪族聯手。天下戶口減半、稅收大降，朝廷愈來愈弱，豪族愈來愈強，社會結構便從散沙社會轉向豪族社會。
漢朝的重臣王莽篡位後，一度宣布土地國有、試圖控管市場，但手上的資源養不起軍隊，最終仍被豪族領袖劉秀推翻。劉秀身旁的巨頭都是豪族，能從社會直接獲取支持，自然無法消滅，東漢便形成皇帝與豪族共治的朝代。
此時定都長安的地理戰略優勢在豪族社會已經沒有意義了，因而劉秀選擇定都豪族的大本營洛陽，宣告朝廷豪族一家親。
從東漢開始，一直到唐末五代十國，中原一直都維持著這樣的豪族社會結構。
賢臣與小人
由於東漢造紙術尚未發達，知識仍遭豪族壟斷，儒家化的豪族被稱作士族。
大量士族透過聯姻通婚形成龐大的關係網，演變成世家大族。他們會引經據典批評皇帝，稱其昏庸，並在與皇帝勢力對抗的同時，強化自己「天下為己任」形象，獲得道德制高點，稱自己為「賢臣」。
皇帝為了鞏固自己的勢力，就開始拉攏宦官與外戚，這些皇帝勢力便被士族稱作「小人」。
所以賢臣是否真的賢能，小人是否真的卑鄙，其實都很難說。因為撰寫歷史的人，採用的是當時的士族視角。
東漢後期，皇帝透過宦官壓制士族，當宦官勢力過強時，再透過外戚壓制宦官，交替扶植兩邊勢力。漢桓帝的「黨錮之禍，宦官專政」，實質上就是宦官與世家大族對抗、讓皇帝勢力達到中央集權的努力。
東漢末年，氣溫大降導致連年天災，但朝廷方面仍在勾心鬥角，使得民間無人治理。老百姓訴苦無門，只好透過民間信仰自己組織勢力，爆發黃巾之亂。此時朝廷無力對抗，而世家大族與地方豪族各個心懷鬼胎，從賢臣變成亂世梟雄，造成天下分裂。
三國士族和寒族的鬥爭
要擺平天下大亂，得靠能幹的人，而能幹的人很多是寒族出身。
曹操的爸爸是宦官的養子，使得曹操想加入士族，士族卻不樂意帶他玩。於是他在青州平了黃巾賊之後，將其收編為「青州兵」，以此為資本跟士族鬥，清除袁紹、袁術等頂級士族，以及純耍嘴皮子的士族如孔融之類。
然而青州兵只服曹操一個人，曹操一死，青州兵馬上譁變。曹丕失去了對抗士族的力量，只得重新對士族讓步，開啟「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在名義上把人按能力分等，但能力高低卻是由士族判斷，這讓士族重新壟斷高級職位。
劉備勢力佔據了原本屬於劉璋的西蜀，劉璋留下大量的舊臣多半都是蜀中的士族。諸葛亮花了數年多，才成功建立一套官僚體系，從平民選出新官，打擊蜀中士族，組織力量北伐中原。
所以諸葛亮繼承了曹操的遺志，代表寒族不斷地打擊士族。曹丕則背叛了曹操，讓士族回潮。幾代以後，士族徹底把曹家滅了，讓新上任的司馬家成為新的代表。
歷史的結果，是東漢的繼承人幹掉曹操的繼承人，士族戰勝寒族，形成晉朝的局面。天下三分最終三國歸晉的故事，其實就是士族與寒族衝突，最終士族大獲全勝的歷史 。
草原民族的入侵邏輯
草原游牧者除了肉、奶以外，大部分生活材料要從南方耕地獲得。戰國時期，諸侯國之間互相市場制衡，貿易能有不錯的價格。但一旦中原統一，帝國便可以政治干涉貿易，降低草原遊牧者的利潤。
由於草原騎兵機動性高、後勤壓力低，能輕易輾壓中原步兵，因此在中原統一後，組建聯盟發動戰事、掠奪中原資源，對草原游牧者反而收益更大。於是漢朝以後，兩方的模式開始由貿易轉為戰爭。
而一旦氣候發生變化，北方胡族就對資源的需求壓力變得更大，就容易大規模南下進攻。中原農民在遭天災沒飯吃的同時又面臨大量徵兵、徵稅，最終容易起來造反，讓中原在外夾內功的情況下崩潰。
西晉、東晉、南朝
東漢中期開始，氣溫不斷下降，在三國魏晉時期降到了最低點。草原上的資源越來越少，南匈奴逐漸移居長城以南。
黃巾大起義後，豪族們為了增強自衛能力，建起了很多塢堡。塢堡內部的經濟自給自足，不需要和外面交往。朝廷沒了商品經濟，稅收變成大問題，變得無力對付中原豪族和邊境胡族。
而在此時，很多人覺得無力回天，索性拋棄儒學開始談玄論道，衍生出魏晉玄學。士族又憑九品中正制，敗壞政治和社會的道德水準。
晉武帝司馬炎一統天下後，眼看士族壟斷朝野，皇帝沒有足夠資源抗衡，於是大肆分封同姓諸王駐守全國各地，壓制不服的士族。結果這些姓司馬的諸王間爆發「八王之亂」，彼此打得頭破血流，打輸了就找蠻族幫忙。
最終蠻族攻陷洛陽、俘虜皇帝，爆發「永嘉之禍」。天下大亂之際，大量士族帶著其治下的百姓，向沒有蠻族的南方逃亡，來到淮河和長江流域。這是中原百姓第一次大規模南遷，原本人口稀疏、難以農耕的江南首度獲得被開發的機會。
南逃士族擁戴權力有限的司馬氏為共主建立東晉，並放手分割權力。高等士族在朝中當權，低等士族則統領流民軍隊。政權與軍權分離，低等士族心有不甘，最後發動兵變滅了東晉，中國歷史進入到南朝。
南朝在武力上不是北朝的對手，只能通過堅持儒家，強化自己的正朔地位，稱自己為中原正統、北方為蠻夷。但南朝的皇帝們自己也是篡位上來的，愈堅持正統，愈放大自己的缺失。且資源仍在豪族手裡，皇帝缺乏實權，使得皇位、朝代快速更替，依序歷經了宋、齊、梁、陳等四個朝代。
而為了防止過度強調儒家正統性反而傷及自己，南朝的皇帝們又大力支持佛教，並通過海上向朝鮮半島、日本等地傳播文化，讓更多人承認自己。
五胡亂華與北朝
在中原南邊進入南朝時，北邊的歷史則分成兩階段。
第一階段是五胡十六國的分裂時期，史稱五胡亂華。裡面主要的五支胡族為：匈奴、羯、鮮卑、羌及氐。
第二階段則是北魏建立了穩定統治的北朝時期。日後的大唐盛世正是在北朝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在東漢中期因氣溫下降遷居到長城以南的南匈奴，在中原的地位非常低下，常遭受歧視和欺負。到了西晉末年八王之亂，胡人們便趁亂而起，成立了胡人本位的國家。但由於統治水準太爛，完全沒把百姓當自己的臣民，統治難以長期持續。
一位漢族領袖冉閔在遭遇一系列歧視之後，推翻了胡人朝廷，並頒出「殺胡令」。但冉閔最後也很快就敗在了來自東北的鮮卑族慕容氏之手。
冉閔暴虐的統治失敗，讓氐族的苻堅意識到「必須消除胡漢差異」，開始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任命漢族宰相、消解「氐族觀念」。
然而苻堅把政治步驟走錯了。在打造起真正的統一帝國前，他就先放棄了自家的氐族根基。這使他的自家軍隊先渙散掉了，最後仍被鮮卑族的慕容氏滅掉。
慕容氏和拓跋氏都起家於長城沿線地區，來自中原與草原的過渡地帶，既懂得草原的邏輯，也懂得中原的邏輯。在慕容氏興復大燕國後，緊接著馬上被拓跋氏滅掉，最後由拓跋氏建立起北魏。
北魏的開國皇帝拓跋珪這次把政治步驟走對了。
草原上的小可汗們是軍事貴族，對大汗有著很強的約束力。大汗要想擺平他們，必須有足夠多的財富，將這些軍事貴族贖買掉。拓跋珪滅掉燕國後，南下吸收中原的財富，用這些財富開始推行「離散部落」政策，把部落這種小共同體打碎。
他接著再將離散掉的鮮卑各族，重新編為八部，設立了八部大人來統領，建立起自己能控制的新部落制，如此一來既保持了戰鬥力，又能消去族群概念、降低軍事貴族的控制力。這個制度後來演化成隋唐的柱國大將軍制度。
八部大人及其下屬軍官仍是軍事貴族，但他們都是戰場上拼殺出來的，全然不見魏晉士族浮誇衰朽的風氣。沒有南渡的中原士族在其影響下，也逐漸擺脫衰敗虛偽的面貌。
孝文帝遷都導致北魏分裂
在北魏後期，北方豪族，也就是軍事貴族的權力開始壓過皇權。孝文帝的奶奶馮太后為了抗衡貴族，必須建立官僚系統，而官僚系統是中原漢人的專長。於是北魏推行了一系列漢化政策，這使得孝文帝從小就接受儒家教育。
到了孝文帝時期，為了擺脫軍事貴族的控制，他把首都從平城遷到洛陽，讓軍事貴族和他們駐紮在帝國北部的軍隊分開，貴族自然就會失勢。而在遷都洛陽後，孝文帝便開始迅速地推行全面漢化。
北魏能成功地統一北方，在於它建立二元帝國，整合草原與中原的兩種統治邏輯。有出身草原的六鎮軍人作為軍事力量，可以扛住其他胡人的攻擊。又有中原輸送過來的財富，就不需要再靠武力搶奪財富，使北魏能從兄終弟及轉為父終子及，破解週期性的繼承危機。
孝文帝的漢化政策，把草原這一元給丟掉了。這使北方的軍人們愈來愈不痛快。孝文帝去世後，六鎮官兵們發生暴動，高歡和宇文泰在天下大亂中起事。最終高歡主導東魏，定都鄴城；宇文泰主導西魏，定都長安。
在南北朝後期，北邊的北魏分裂成東魏和西魏，再加上南邊的南朝，再次形成了一個三國鼎立。
北周的崛起
東魏在後來變成了北齊，北齊位處中原，人口和財富更多。但高歡在看到孝文帝漢化改革的問題後，決定將帝國往鮮卑化的方向拉。這導致鮮卑軍人們高興了，漢人的力量卻無法充分動員，人口和財富優勢發揮不出來。
在治理與動員上，西魏的宇文泰做的作法更有效率。他在安頓鮮卑人的方向上，要求恢復鮮卑姓；在收攏漢人的方向上，則發起了「復周禮」。
周禮是周朝貴族們的行為規範，當時的貴族都是軍事征服者出身，所以周禮實際上是一種由貴族所主導的、兵民一體的社會秩序。復周禮是儒家文化的最高理想，之前一直沒人做到過。
在中原，世家大族早已墮落，復周禮沒有社會基礎。但草原上有現成的軍事貴族，只要把他們的身份用周禮來重新規定一下，再把漢人也都整合進來，大致就成型了。
復周禮使宇文泰一下子獲得了比誰都強的正統性。宇文泰的繼任者在篡奪西魏的皇位之後，新建立的國號就是周，史稱北周。
在軍事方面，宇文泰將他在武川鎮的兄弟們封為柱國大將軍，下面再設置十二大將軍、二十四開府，由此形成府兵制，鮮卑軍人和漢人士兵被有效整合。府兵制是北周，以及後來的隋朝能夠一統天下至關重要的軍事基礎，而當中的軍事貴族被稱為關隴貴族集團。
北周在一系列大英雄的推動下，混一胡漢制度，征服北齊，一統華北。最後楊堅取代北周，建立隋朝，一鼓作氣征服江南的陳朝，讓東亞大陸重新統一。
隋唐的關中本位
隋文帝楊堅的老婆獨孤皇后出身名門，老爸是關隴集團軍事貴族，老媽是中國北方漢人豪族，姐妹們又嫁給了另外一些關隴貴族。這些大貴族靠著聯姻關係，結成了龐大的關係網絡。
楊堅靠著這個龐大網絡的支持，才篡奪了北周的皇位，進而一統天下。倘若得罪這個貴族集團，皇位就坐不住了。依賴關隴貴族的這種統治，叫做「關中本位」。關中是長安所在的渭河谷地一帶，往東邊走過了函谷關叫關東。
楊堅的繼任者隋煬帝楊廣，是隋朝征服江南陳朝時的最高軍事統帥，極力想要成為個有為之君、天下共主，登基之後就一直在試圖擺脫「關中本位」。
和北魏孝文帝一樣，他先遷都洛陽，遠離貴族的大本營長安。接著再進一步發展科舉，希望在貴族之外發掘人才，充實官僚系統、替換掉貴族。但這個時代能讀得起書的多半仍是貴族出身，科舉制提供的人才並不那麼好用。
而隋朝一統天下所依賴的府兵，都掌握在關隴貴族的手裡。隋煬帝要想大權獨攬，就必須另外建立一支軍隊。要想養活自己的軍隊，必須能在貴族的莊園經濟之外發掘出新的經濟資源。但在沒有技術進步的情況下，這樣的資源是不存在的。
隋煬帝招不到足夠的聽使喚的人，又養不起能夠壓制關隴貴族的兵，只好征高麗，用大規模的戰爭改造國內的政治結構、消停貴族勢力，並從外部攫取到新的財富。
貴族們在戰爭中打得非常辛苦，不願再忍受了，於是發動兵變，大隋帝國馬上陷入天下大亂。
唐朝開國君主看了隋煬帝的下場，再次回到關中本位以鞏固國本，但皇上肯定就得接受關隴貴族的制衡了。唐太宗能夠開明納諫，部分原因也是來自貴族對皇權的約束。
武則天執掌大權後，她知道關隴貴族肯定不會支持她，所以再度放棄關中本位，遷都洛陽，並大規模地開科取士，和隋煬帝當年如出一徹。
在武則天的時代，印刷術還是沒有發展起來，參加科舉的人多半還是貴族出身。只不過這會關東貴族獲得了比過去更多的機會，武則天就可以用這些關東貴族來製衡關隴貴族。
武則天的統治被終結後，出於恢復正朔的考慮，首都再遷回到長安，又經歷了幾年的皇室變亂，最終是唐玄宗父子安定了局面。唐玄宗來也不想奉行關中本位，因此他在某種意義上繼續了武則天的統治策略。
安史之亂爆發
經過武則天的統治，關隴貴族遭受重創，武則天從關東發掘出來抗衡關隴貴族的重臣，都被玄宗繼承了下來。然而這些重臣仍是貴族出身，只要是貴族，就不那麼聽使喚。
於是玄宗努力提拔各種沒有政治根基的胡人，這樣更容易控制、進而擴展皇權。帝國北部邊境設置了四個節度使，安祿山一個人就管著其中三個。
太宗常年與游牧軍人打交道，極其熟悉草原上的政治邏輯，以「天可汗」的身份把突厥的組織機制與大唐的帝國秩序揉在了一起，並任用突厥將領征服了廣大的中亞地區。
但是從唐高宗開始的皇帝，都不具有太宗的戰爭經驗，也沒有草原英雄的人格。再加上大唐定都長安，遠離游牧與農耕的過渡地帶，皇帝愈來愈欠缺治理草原所需要的知識。高宗治理的後期，突厥脫離了大唐帝國的統治，再次形成獨立帝國。
玄宗對於草原上的邏輯沒有感覺，甚至主動放棄大唐的草原身份，提出唐朝的統緒是從漢朝繼承過來的。這種情況下，卻把帝國的命脈交到胡人將領的手裡，最終爆發安史之亂。
平民社會的崛起
安史之亂後，大唐陷入藩鎮割據，華北割據最嚴重，而這裡在以前是帝國的財政來源中心。帝國名義上恢復了天下秩序，但實際上沒有錢。
和西晉末年的永嘉之禍一樣，安史之亂也帶來中原人口的大規模南遷。在戰爭突然爆發下，百姓倉促之間來不及組織起來，只能零散地南逃。而安史大軍的草原騎兵打到淮河一帶後南下不便，所以逃難者跑到江南基本就安全了。
江南原本地廣人稀的時候，地多的是，勞動力密集型的農業技術不划算，都是用輪耕粗放，種一年休耕一年。
但現在地狹人稠了，勞動力和土地之間的相對價格開始改變。水稻插秧技術開始獲得應用，精耕細作成為必須。這讓一下成為帝國內部最重要的經濟區，帝國獲得了新的財政基礎。
新的經濟要素要能為皇上所用，需要改革財政制度。唐朝原本的財政制度是從北魏繼承下來的租庸調製，按照戶來分派。安史之亂後，朝廷開始推行兩稅法，把勞役、糧食、絹帛都折算為錢，每年分夏秋兩次徵收。實物財政轉成了貨幣財政，皇上對付豪族的辦法就變得更多了。
在唐朝解體後的五代十國，官方第一次主持了對儒經的大規模印刷。到了宋代，印刷儒經完全變成一個社會性的商業活動，平民百姓都能讀得起書了。隋朝開始的科舉制，終於真正轉化為皇帝對抗豪族的一個重要武器。
自此開始，中原從豪族社會結構不可逆地進入到了平民社會結構。
中原鄰國的政治關係
中亞的地理邏輯
西域就是新疆，它和中亞的幾個斯坦國加在一塊，構成了大中亞。天山-錫爾河以北是中亞的游牧區，以南是中亞的定居地區，跟長城在東亞的意義一樣。
游牧地區的政治和社會邏輯，和長城以北的草原差不多。但定居地區不像中原有大河灌溉，只有雪山融水和一些內流河形成高度分散的小規模綠洲，財富總量和中原沒法比。
東亞的游牧者一旦入主中原，就能獲得足夠多的財富。東亞的大清統治三百年，西亞的奧斯曼土耳其統治六百年，是因為他們進入定居區域後，可汗不需要有戰鬥力，也能獲得充足的財富，繼承順序能從兄終弟及轉為父終子及。
中亞游牧者就算能完全征服南方的綠洲地區，財富仍遠不足，所以中亞沒什麼長壽的帝國。南部的綠洲地區一直以來都是由外來者統治，例如北邊的游牧帝國、東邊的中國、西邊的波斯等。
對大帝國來說，統治中亞成本太高，所以都是採用間接統治的方式，外交、國防由帝國掌控，其他由綠洲地區自理。所以漢、唐對於西域的統治，都是以西域都護府的形式，不同於內地的郡守、刺史。這讓中亞的綠洲城邦始終保留著高度的自治。
中亞對周遭的催化作用
自由城邦裡的商業邏輯不會被政治邏輯干擾，所以貿易的效率能夠得到保障。每當大唐帝國要進行超遠距離的戰爭，需要的後勤運輸體系就會變得非常複雜。這時中亞商人就會用其發達的貿易網絡和遠距離運輸能力，幫助大唐完成後勤工作，降低統治成本。
由於中亞商人在本質上是生意人，不會拒絕任何生意，所以不論即使是大唐的對手突厥帝國，以及後來的回鶻帝國，在戰爭中也會用中亞商人的網絡，讓商人們擔任軍事參謀。
在文化上，原生性的軸心文明只能出現在財富總量很大的地方，例如中華、印度、希臘羅馬、希伯來等。中亞綠洲的地理太過破碎，單個城邦的財富總量小，所以無法原生性的發展起軸心文明。
然而伴隨著貿易和戰爭，各種軸心文明會傳播到中亞地區。中亞總財富量不大，人均財富量卻很高，這讓中亞人有能力深刻思考這些軸心文明所提出的問題，各種文明在中亞得到充分的釋放和發展。
誕生於印度本土的佛教，是通過中亞才傳播到中國的。誕生於波斯帝國卻在本土發展不順的摩尼教，直到傳入中亞後才形成獨立教會，中亞摩尼教後來甚至成為草原霸主回鶻帝國的國教。
中亞甚至有獨立的伊斯蘭經文學院。由於離阿拉伯帝國很遠，文化不會受到帝國政治的壓制，所以中亞的伊斯蘭教變得極為開放、包容，有著發達的哲學思辨。伊斯蘭思想家將同樣傳入中亞的古希臘哲學發展到非常高的水準，在天文學、數學、醫學、航海學等領域也有極大貢獻。
這些中亞思想家的工作後來輾轉傳入西方世界，讓處在蒙昧狀態中的中世紀歐洲人重新發現古希臘哲學，奠定了歐洲文藝復興的基礎。中亞在中世紀是世界的知識中心，可以在東、西方文明處於沒落的時候，作為第三方催化劑，向它們輸送文明，進行文化反哺。
地理大發現後，新航道被開闢出來，中亞淪落為次要的貿易通道。人均財富量大幅下降，沒有足夠多的人有閒情逸致仰望星空，中亞才逐漸從人類的知識高地跌落下來。
草原霸主回鶻的崛起
在唐朝，北方的突厥汗國曾被唐太宗征服，後來在武則天掌權期間復國。唐玄宗為了打擊它，扶植了一個突厥人的附屬部落回紇，並聯手滅掉突厥汗國。回紇於是成為新的草原霸主，後來改名為回鶻。
回鶻汗國成立後十年，安史之亂爆發。大唐搞不定安祿山，不得不向回鶻求助，於是回鶻大軍協同唐軍收復洛陽，在洛陽搶得不少財富。
這趟中原行，讓回鶻的牟羽可汗遇到三個來自中亞的粟特僧人。這三個僧人成功說服了牟羽可汗皈依摩尼教，並通過可汗之力，讓摩尼教成為回鶻帝國的國教。許多中亞的粟特人看到摩尼教在回鶻發展得這麼好，就紛紛來到回鶻。
大唐帝國勉強從安史之亂中活了下來，卻又陷入藩鎮割據的困境。後來只要大唐在打擊藩鎮時陷入僵局，就不得不再向回鶻求救。這種時候，粟特人便成了回鶻人的重要參謀，幫助回鶻更有效地從大唐榨取保護費。
中亞粟特人從此成了回鶻汗國的大腦，還幫回鶻發明了文字，蒙文和滿文都是源自粟特文。粟特人又將回鶻積累的財富轉賣到西方，並引導回鶻人對抗波斯人，打擊貿易上的競爭對手。雙方的共生關係，讓回鶻人獲得知識與財富，迅速地文明化，甚至開始修築城牆，成為蒙古高原歷代游牧帝國當中，唯一一個築城的帝國。
回鶻滅亡的連鎖反應
游牧帝國築城定居，機動性就會喪失掉，兵民一體、生產-生活-戰爭密切結合的組織特徵也會發生分化。這讓回鶻變得脆弱，在遇到危險時難以自保，最後被西北方森林的突厥部落黠戛斯人滅掉。
亡國的回鶻人開始四散逃亡。向西逃亡的回鶻人中，有一支來到中亞地區，征服了當地游牧者，建立了喀喇汗國。後來許多中亞偉大的思想家，都生活在喀喇汗國。
喀喇汗國的北部是游牧區，南部是定居地區。早年在漠北時，回鶻人在粟特人的幫助下，積累了足夠多的知識，懂得中亞的定居文明該如何治理。所以回鶻人也有能力去統治中亞的定居地區，從而建立起了二元帝國。
這些回鶻人有著強烈的中國意識，他們作為喀喇汗國的統治者，自稱「桃花石汗」。「桃花石」就是中亞人對於中國的稱呼，名字的來源是北魏的「拓跋」皇族。
喀喇汗國的建立，導致波斯人口的突厥化。原本南部定居地區以波斯白人居多，北邊游牧地區多半是突厥人。回鶻人在漠北時已經有過定居的經驗，所以遷到中亞後，有相當部分的人向南定居，和當地的波斯人口混血。這使今天南疆的少數民族，白色人種的特徵相對更明顯，北疆的少數民族則是黃色人種的特徵相對更明顯。
雪域霸主吐蕃的統一
雪域高原資源極度匱乏，多數地方不適合人類生存，大部分時間都分散成一個個小部落，由部落首領來領導。直到唐太宗的時代，才由松贊乾布建立起吐蕃帝國，核心地區在西藏。
在松贊乾布之前，高原上的原始宗教是苯教。苯教是多神教，部落首領多半都兼有宗教屬性。松贊乾布建立吐蕃帝國後，這些部落首領就成了大貴族，松贊乾布則成了最高統治者「贊普」。
在中原要中央集權，需要官僚體系，而官僚體系需要文書系統。吐蕃帝國是迅速崛起的，松贊乾布時期才開始引入文字，程度跟商朝差不多，沒有能力建立官僚體系。因此贊普肯定是和貴族合作共治的。
苯教是多神教，每個部落都有自己的主神，各個部落之間就沒有精神上的認同感，有離心傾向，符合貴族的需求。佛教是普世主義的宗教，能夠建立超越地方小群體的大範圍認同感，符合於贊普的需求。為了控制貴族，贊普引入了佛教來對抗苯教。
而為了在物質上制衡貴族，贊普控制了高原東北、青海一帶的安多藏區，那裏有一條被稱作青海道的重要貿易通道，可以直接通往河西走廊和西域。從這條重要商道收取保護費，贊普就有資本壓制貴族，維持帝國的統一。所以從松贊乾布開始，歷代贊普始終都會牢牢控制住安多藏區。
回鶻導致吐蕃的解體
安多藏區位於中原和吐蕃的過渡地帶，在唐玄宗的時候，吐蕃被大唐打得很慘，安多也差點保不住。就在快要失守時，安史之亂爆發，大唐用來打吐蕃的軍隊全被調回中原。吐蕃馬上抓住機會，牢牢控制住安多，並攻占了西域的大片領土。
安史之亂後，西域的爭奪，就變成發生在回鶻和吐蕃之間了。對吐蕃來說，回鶻比鼎盛的大唐好對付，所以它在西域的成果基本都能保住。贊普對貴族們的優勢變得愈來愈大，開始發展僧官、籌組自己的私人班底，以便從人事層面上進一步壓制貴族。但因為要養活的僧官愈來愈多，吐蕃也愈來愈依賴於來自西域的財政。
回鶻亡國後，其中一支回鶻人在甘州建立了甘州回鶻。甘州位處從青海道進入河西走廊和西域的必經要道，只要將來自西域的財富截流，贊普就失去財政能力了。這最終導致吐蕃解體，佛教也遭遇到巨大挫折。
一百多年後，佛教再一次傳入雪域，這次的佛教沒有贊普作為強力的後盾，就必須和苯教相融合。這使得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的氣質很不一樣，而正是這樣一種氣質，使得藏傳佛教更容易被草原上的游牧者所接受。
藏傳佛教最終主導了蒙古草原上的精神世界，成為後來的滿洲人能夠聯合與控制蒙古人的一個重要抓手，對元明清的帝國統治都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宋元明清的平民社會
五代十國
從唐到宋，中國由豪族社會變為平民社會。宋朝又分成兩段，北宋和南宋。北宋的歷史是和大遼共同度過的。抗遼戰爭發生在北宋初年，此後保持了百餘年的和平，直到北宋滅亡。
在唐宋兩個朝代之間，有一段分裂割據的歷史，就是五代十國。
安史之亂後唐朝內部藩鎮割據，唐朝末年又有一系列大變亂，帝國終於徹底崩潰，藩鎮首領都自立為王，但絕大部分都沒有稱帝。這些小國先後有十幾個，一般稱之為「十國」。
朱溫是唐末黃巢大起義時的起義軍將領，後來投降大唐，獲得高官，成為當時最強大的軍閥。朱溫於唐末強迫天子退位，自己登基稱帝，建立梁朝，史稱後梁。
在宋代之前，中原經歷了梁、唐、晉、漢、周五個短命的朝代，合稱「五代」。人們一般在這些朝代名字前面再加個「前後」的「後」字，以區別於歷史上的正牌朝代。
「五代十國」一共持續了大約六十年的時間。
大遼佔領幽雲十六州
五代的梁是漢人朱溫建立的，唐、晉、漢是沙陀人建立的，周是一個跟隨沙陀人打天下的漢人郭威建立的，大宋則是跟隨郭威發展起來的，和沙陀也有淵源。
在後梁這一朝，北方草原建立了契丹王朝，後來改名叫遼。在當時，只有自認是大唐繼承人的統治者才會稱帝。雖然五代的統治者們和大遼的統治者都先後稱帝，但若論公共建築的風格、氣勢、佛學水准，大遼其實比五代甚至比大宋更像大唐。
後晉的建立者石敬瑭，原本是後唐重臣。他在起兵反叛時為尋求支援，向大遼皇帝耶律德光許諾，一旦自己登基，便可以割讓幽雲十六州，每年向大遼進貢，並認耶律德光為父，自稱「兒皇帝」。
石敬瑭是沙陀部的突厥人。對草原民族來說，軍人們常會結成義父義子，這種關係更利於形成信任。「兒皇帝」在中原人看來是奇恥大辱，但對石敬瑭來說並不是很嚴重的問題，故不能以漢奸二字帶過。
大遼的長壽秘訣
幽雲十六州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和山西兩省，面積不大，但北部是長城和各種崇山峻嶺，南部則是一馬平川的華北平原，是中原帝國最重要的北部屏障，戰略位置十分重要。
大遼與大宋立下澶淵之盟後，每年都能從大宋手中獲得歲幣，再加上佔據幽雲十六州，讓大遼有了穩定的中央財政。
在政策上，大遼放棄了全面漢化，建立起南北兩院制度。南院用儒家的方式來治理漢人，治理的地方就是幽雲十六州；北院則以草原的方式來治理契丹人。
北魏和大唐的二元帝國，都是靠實用主義，走一步看一步搞起來的，並未真正理解裏頭的核心邏輯，所以才會有魏孝文帝遷都、唐玄宗亂用胡人等問題。一旦少了唐太宗這樣的強人，二元帝國便很難繼續維持。
但大遼把二元帝國給制度化，意味著帝國的穩定不再依靠領導者的個人能力，而是依靠制度安排，不會因為哪個人死了，帝國就碰到麻煩。
一旦建立起二元帝國，草原的繼承邏輯也會從兄終弟及轉為父終子及，破解草原帝國週期性的繼承危機，讓帝國的生命週期大幅延長。大遼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延續了兩百多年的、由游牧者建立的帝國。它對幽雲十六州農耕地區的掌控，是它能夠長壽的關鍵。
如果沒有大遼的制度創新，就不可能有後來的元朝和清朝，今天中國的領土就只能局限在長城以南了。
大宋的繁榮經濟與文化
在五代時期的最後一個朝代-後周，趙匡胤篡奪皇位、建立大宋，並把中原其他地方給統一了。從後周末代皇帝開始，再加上宋代頭兩位皇帝趙匡胤、趙光義，都想要收復幽雲十六州，但始終沒有成功。
在大唐時期，城裡的小商小販不能隨便擺攤，得依照政府的規定，在被四面牆圍起來的「坊」裡面活動。民間的貿易受到抑制、社會自由度不大，人們也不能隨便遷徙。唐詩中的高度自由主要是屬於豪族的生活。
到了大宋，「坊」被取消了，人們可以隨便擺攤做生意。朝廷不再緊密控制社會，民間貿易變得極為發達，宋朝成為唯一一個不長期實行抑商政策的朝代。儒生們也不以經商為恥，考不上科舉，就經商去。
中原過去的王朝財政主要都是依靠農業稅，但宋朝積極鼓勵海外貿易，工商業稅收和關稅收入成為政府財源中極為重要的部分。
發達的經濟催生了繁榮的第三產業，包含各種酒館、戲樓、雜貨舖。經濟當中也形成了深入的分工。各種新行業的出現，催生出大量的工匠，工匠們規模大了，又發展起行會制度，形成發達的民間社會自治。
宋朝的海外貿易規模巨大，銅錢大量流向海外，形成從東南沿海到日本、南洋群島的環中國海貨幣共同體。大宋發現貨幣不夠用，便開始發行紙幣、信用票據，大幅提高金錢的流動性，這些票據甚至還發展出二級市場。
在文化上，漢末天下大亂，許多人不再信奉儒家，開始談玄論道。佛教的大規模傳入，也讓儒家萎靡不振。宋朝出現一批大儒，將儒家、佛家、道家給進行了有效的綜合，讓儒家發展到新的高度，重新確定了中國的思想方向。
而在發達的民間社會和市民文化推動下，歌舞伎唱的小曲出現的「詞」，逐漸發展成偉大的文學形式。這讓宋朝被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
在技術上，宋朝的航海、造船、醫藥、工程、農藝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任何一種技術發明，要想能夠獲得廣泛應用，一定得以一個足夠大的市場為前提。宋代發達的民間社會經濟，剛好就提供了這個龐大的市場。
宋遼在財政與軍事上的配合
大宋富裕的前提，是擁有中國古代最高的社會自由度。朝廷對社會的壓制力很小，民間的創造力才能充分釋放。但這也使大宋朝廷對於社會的動員與組織能力相對其他朝代而言也是最弱的，軍事上的短板成了須解決的問題。
趙匡胤給高級將領們大筆的金錢田宅，將領們紛紛交出兵權，君臣相安無事，北宋成了歷史上少有的不殺功臣的朝代。這是大宋對內以財政手段解決軍事問題。
在國際安全上，大宋的策略是通過提供歲幣向大遼購買和平，相當於帝國對外以財政手段解決軍事問題。
這套打法對外能奏效，前提是得有一個能夠長期做交易的對手。幽雲十六州讓大遼帝國有了長壽的基礎，大宋能長期做交易的對手就有了。
大遼有了幽雲十六州和大宋的歲幣，已經有效地解決了財政和治理問題，故沒有多大興趣南侵。因此在澶淵之盟之後，宋遼兩國交好百餘年未曾發生戰爭。
如果大遼是個短命帝國，大宋必將面臨草原上各種無序力量的衝擊。要想不亡國，就得像後來的大明一樣，對社會進行高度控制，確保國家的動員力。對社會嚴厲控制，就發展不起富裕的社會。被割走的幽雲十六州，表面上是大宋的心頭之病，實際上是其安全保護傘的必要骨架。
王安石變法
大宋雖然不積貧，但是它積弱，面對大遼、西夏時始終國力不振。雖然大遼成了大宋的保護傘，但是好的政治不應把國家的安危寄託在別人的善意上。
北宋到了王安石所在的時代，統治快一百年，制度設計的缺陷形成大量的冗兵冗官，對國家的財政造成了巨大的壓力。於是王安石獲得宋神宗的重用，開始了變法。
王安石在軍事方面提出保甲法，將鄉村百姓十家一組，編成兵民一體體的結構。每家要是有兩個以上的男丁，就抽一個出來，於農閒時候軍訓，形成全國性的軍事儲備，節約養兵的費用。
在經濟方面提出青苗法。每年青黃不接的時候，可以由官府給百姓貸款，收取比較低的利息，緩解民間資本不足的困境。同時推出市易法，開設專門的衙門，在產品滯銷的時候政府收購，產品短缺的時候再賣出，用來平衡市場。
在人事方面提出貢舉法，科舉考不再考經典，改考經世致用的學問。
雖然這些新法看似能改善大宋的狀況，內部卻隱藏了許多問題。
保甲法背後的目標是復周禮，而周禮順應的是兵民一體的社會結構。當年宇文泰的北周符合這樣的結構，所以能成功復周禮。但北宋是平民社會，兵民一體的結構早就沒了。保甲法等於是想將現有的社會結構打亂，重搞一個。
青苗法和市易法要有效實行，一定得有比較清楚的現代法律基礎，市場才能自動運轉起來，才能足夠流暢。這些法律基礎在當時根本就沒有，運轉起來變成當官的胡亂調配，甚至迫使老百姓必須得貸款。
在王安石看來舊法早就不行了。新法對國家好處頗多，即便有瑕疵，也應該努力改進。但在另一個宋朝名臣司馬光看來，新法根本是在胡鬧。治國得老成持重，不能總是異想天開。攪亂秩序容易，恢復秩序困難，而最後遭殃的還是老百姓。
大宋在這種時候變得左右為難，既需要王安石的改革，也需要司馬光的穩健，卻很難找到這兩種政策的均衡點。
新舊黨爭與大宋的滅亡
宋神宗去世後，王安石所開創的新黨和司馬光所開創的舊黨，開始了非常激烈的黨爭。兩人活著時雖有爭執，但不會失去君子之風。但他們的後繼者缺少天下情懷的大格局，使黨爭墮落為純粹私人的爭權奪利。
北宋後期的幾十年裡，政治水準愈來愈爛，以至於當北方出現劇變的時候，大宋沒有辦法理解新的格局，居然覺得大遼是自己的敵人，要跟新興的女真人合作。
大遼已經接受了中原文化，而女真是一個新興的蠻族。要是打敗了大遼，沒有接受中原文化的女真一定會接著對付大宋。
而大宋在和女真人達成盟約後，大宋卻不停地佔小便宜、違約，被女真人揭露時又百般地遮掩。大宋對大金大量低劣的政治行徑最終導致了靖康之變，北宋被大金滅亡完全是咎由自取的。
女真人成為此後東亞大陸的頭號強國，南宋甚至一度要對女真稱臣，奉大金的正朔。
金國的衰敗
金太祖起兵時，女真人仍非常貧窮。沒有財政基礎，重臣就不可能乖乖聽話，身份等同軍事貴族合夥人，唯有生死與共，才可能帶來凝聚力和戰鬥力。
有一次，金太宗從國庫裡面偷拿財寶出去買酒喝，被大臣發現，結果被打了二十大板，這在中國歷史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隨著金國愈來愈有錢，皇上逐漸有辦法控制重臣了。從金熙宗開始，後續的皇帝們為了有效控制群臣，開始了漢化的道路。這一方面能有效地統治從北宋搶過來的中原漢族，另一方面又能建立龐大的官僚體系，用官僚系統壓制貴族、重臣，建立上下有別、尊卑有序的秩序。
按史書記載，金熙宗以及之後篡位的海陵王都大肆屠殺宗室的貴族，是特別殘忍的暴君。要有效壓制貴族，就得在貴族之外尋找支持力量，而老百姓就代表著這股力量，所以這兩個皇帝都特別親民。
金國到海陵王時期，把大金的首都從黑龍江一帶遷到了北京，原因也是為了遠離軍事貴族的大本營，讓皇上更加極權。
金國用漢化和遷都來聚攏皇權、控制群臣貴族，但這也使得他們放棄了大遼二元帝國的政策，變成一元帝國，認定自己是中原王朝，甚至還開始修築長城，和唐玄宗一樣完全失去了草原視野。
在大金放棄草原以後，成吉思汗一下就統一了蒙古高原。大金面對蒙古帝國，應對得比當年大宋面對大金還要差，很快就被滅了。由此可見，要建立龐大、統一穩定的帝國，前提必須得是一個二元甚至是多元的帝國。
元朝的正朔
蒙古人看待元朝的視角有兩個，一個是蒙古帝國的視角，另一個是大元帝國的視角。
從蒙古帝國的視角來看，他們認為自己建立的是一個龐大的世界帝國，包含統治俄羅斯地區的金帳汗國、統治中亞地區的察哈台汗國、統治西亞地區的伊利汗國，還有統治東亞地區的大元帝國。
大元帝國的特殊之處在於，大元的統治者是大蒙古帝國的最高統治者，且大元是大蒙古帝國裡最繁榮富庶的一支。以中原的財富為基礎，整合草原的武力和穆斯林的商業能力，蒙古人才能建立起橫跨歐亞大陸的龐大秩序。
從大元帝國的視角來看，蒙古人必須對儒家世界觀做出回應，才能統治廣大的漢人。對儒家來說，只有修了前朝的歷史，才能說清楚自己這個朝代是如何繼承了前朝的天命，從而確立法統，獲得統治主權的正統性。這個正統性有個專有名詞，叫「正朔」。
元朝之前有宋、遼、金，哪一個是「前朝」，元朝要從誰的身上繼承正朔，成了元朝皇帝們面對的一個大問題。
元朝把帝國內部的人分成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和南人。漢人是被蒙古征服的金朝統治之下的人，除了通常意義上的漢人之外，也包括已經漢化的契丹人、女真人。南人則是後來才被蒙古所征服的南宋的人。
從金朝繼承下來的漢人，早已形成了對大金的深刻認同。如果把正朔歸給南宋，他們無法接受，並會強調南宋曾向大金稱臣，奉過大金的正朔，所以正朔應該歸給大金。
從南宋繼承下來的南人，立場則相反。因為北宋是有正朔的，而南宋是北宋的繼承人，正朔當然是在南宋這邊。
在儒家傳統中，正朔只能有一個，因為天命只能有一個。正朔所在就是文明所在，沒有正朔的地方就是野蠻人。
在元朝後期，宰相脫脫決定指稱宋、遼、金三國都有正朔，這等於直接把正朔跟文明的關係切開了。只要你這有個國家，你能組織起來一個政治秩序，你這兒就是正朔，跟文明沒關係。
必須通過宗教或文化才能獲得意義的政治，稱作政教合一。如果政治可以獨立於宗教和文化之外獲得意義，那就是政教分離。元朝以前的中國，儒家由文明所在看待正朔的方式，就是政教合一。脫脫的作法，從是否存在國家來決定正朔，就是政教分離。
政教分離是現代政治的一個根本前提，而元朝提前給中國做了一個實驗，同時也將中原中心的觀念打破了。
元朝繼承正朔後，統治便有了正當性。因此元朝滅亡後，明朝人根本不認為這是趕走了蠻夷，只覺得不過又是一次改朝換代。明朝初年甚至有很多人自認是元朝的遺民，不只包含蒙古人和色目人，裡面也有著大量漢人。
唐朝到清朝的皇權變化
作為制度的皇權，是以皇帝為首，與豪族權力相對抗的制度，官僚體系是這種制度的工具。強大的官僚意味著皇權有了強大的工具，皇權也就很強大。
但是官僚體系必須是嚴格按照規則來行動，皇帝個人的意志也不能隨便挑戰這種規則。所以皇帝個人的權力，反過來可能會因為受到官僚約束而減弱。
安史之亂前的唐朝是豪族社會，官僚體系弱小，故皇權不大，皇帝必須與豪族們共治天下。但就帝國本身，對外的實力是很強大的。
宋朝的平民社會沒了豪族，官僚體系發達，制度的皇權比唐朝強大得多，但帝國本身並不強大。而在士大夫通過當官僚和皇帝共治的情況下，宋朝皇帝個人的權力並不強大。
元朝的皇帝來自草原，過去經驗能理解的，只有和其他軍事貴族之間的共治關係，以及和自己私人奴僕之間的主從關係。入主中原後，皇帝用財富把軍事貴族們都養起來，共治關係沒了，剩下的官僚便屬奴僕，這使皇帝個人的權力遠比宋朝強大。但也因為官僚跟不上皇帝的步伐，所以元朝作為制度的皇權並不強，皇權對社會的控制力也就不強，社會經濟因此相當繁榮。
明朝的皇帝出身中原，懂得如何建立發達的官僚體系，作為制度的皇權再次變得強大。但有了元朝統治的經驗，皇帝也開始加強自己的個人權力了，所以建立了直屬自己的、由太監們主管的東廠、錦衣衛，用以與官僚抗衡。大太監們的權力背後其實是皇帝的個人權力。
明朝制度性的皇權和皇帝的個人權力間的衝突，在中國歷史上是數一數二的大。有些人攀附皇帝與太監的勢力，形成一系列奸臣，最後演變成以魏忠賢魏為首的閹黨。能夠堅持原則的人，就是忠臣，為了與奸臣對抗，也不得不結成黨派。
帝國晚期局勢艱難時，黨爭癱瘓了帝國的決斷能力。一方提出應對方案，另一方往往會對人不對事地大肆批判，這已經跟忠奸與否無關了。所有可能挽救明朝的提議，在黨爭當中一個也通不過，最後只好投降大清了事。
清朝原封不動地繼承了明朝的官僚體系。但清朝的皇帝不需要通過太監的力量來對抗官僚，因為皇帝有自己的包衣奴隸以及滿蒙八旗的人，彼此間有著一種私人性的認同關係。而包衣奴隸和八旗子弟們又在真正意義上是官僚體系的一部分，皇帝的個人權力並不會使官僚體系的運轉受到嚴重干擾。清朝的制度性皇權和皇帝的個人性權力都很強大。
元明的經濟困局
元朝重用西域、中亞的色目人來理財，這些色目人是以橫跨歐亞的大蒙古帝國為整體來思考資源調配、促進商業流通的。由於伊斯蘭世界白銀短缺，白銀在中亞和西亞的購買力比中原高。在大蒙古的通盤調配下，大量中原白銀流入中亞和西亞，刺激了中世紀後期歐亞大陸西部的經濟，卻也導致中原貨幣嚴重短缺。
為了應對貨幣短缺，元朝開始發行紙幣作為通貨，結果沒控制好紙幣數量，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紙幣不斷貶值，使得沒人願意接受紙幣，中原貨幣變得更加短缺，進而導致通貨緊縮：東西變得越來越便宜，人們不願意再進行生產。
元朝後期黃河決口，遇上連年大水災。朝廷沒錢救災，只好發行更多紙幣，進一步敗壞了紙幣的信用，在惡性循環之下，元朝的統治終於瓦解。
明朝承接了元朝留下的嚴重貨幣短缺，且推翻元朝使中原與中亞、西亞的貿易中斷，內部經濟立刻陷入更慘烈的困境。貨幣是交易中介，沒有足夠的中介，市場交易規模就無法擴大。
朱元璋立國後將老百姓分成軍戶、民戶、匠戶、灶戶等四種戶口，並規定世代都要繼承。把人口按職業劃分，又不許改換身份，還規定老百姓不許外出亂走，離開自己家幾十里需要申請，這相當於事先規定了每種產品的供需比例，是準計畫經濟的模式。
準計畫經濟對貨幣的需求量很小，主要是以貨易貨，能應對貨幣不足的困局。明朝的策略是取消商業經濟，以農民為主體把國家統一起來，這讓它在立國十年內便恢復經濟。但這種準計畫經濟也使朝廷對民間形成很大的壓制，社會活力變得很低。
而且朱元璋的設計還有個缺陷，就是無法確保不同職業身份的人繁衍速度一致，時間一長，四種戶口的比例關係就會出問題。準計劃經濟在明朝立國幾十年後變得難以維持，朝廷於是像大元一樣開始發行紙幣，但再度因為控制不住濫發造成通貨膨脹，最終只能放棄紙幣政策。
明朝中期，歐洲開始地理大發現，西班牙人在美洲、日本在其西南部皆發現大量銀礦。明朝在放棄計劃經濟以後，絲綢、茶葉、瓷器成為銷往歐洲的奢侈品，而海禁政策解除也促進了中日貿易，美洲和日本的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這使明朝後期江南一帶的市場經濟極為繁榮，民間社會高度發達。
明朝末期，歐洲發生「三十年戰爭」，來自西班牙所屬美洲的白銀，都流到歐洲去做軍費了。而日本也結束了戰國時代，對銀礦也開始進行控制，豐臣秀吉侵略朝鮮，軍費主要就是這些銀礦。
國際局勢讓明朝的貨幣再度短缺，導致嚴重的通貨緊縮。而此時偏逢世界溫度驟降的小冰期，造成游牧者大量南侵，朝廷不得不加大徵稅。
老百姓平常主要用銅錢，朝廷徵稅卻是按白銀核收，而白銀短缺導致銅錢貶值，這意味著稅率變高。沒錢的老百姓只好投奔李自成的農民軍，加速明朝的衰亡，最終亡於大清。
藏傳佛教使蒙古法統分裂
明朝剛立國時，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逃離北京回到草原上。元順帝及其繼承人在草原以元朝名號繼續統治，史稱北元。
蒙古人統治中原一百多年，繼承邏輯已不再是兄終弟及。部落們對於法統的唯一性有共識，只有黃金家族，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這一脈，才有資格繼承大汗。
明朝中後期，蒙古的俺答汗崛起，統一了整個漠南地區，此時正統大汗的武力較弱，被排擠到了東蒙古。俺答汗幾乎成為蒙古諸部的共主，卻因為血統問題不能當大汗。
俺答汗一路打到青海，遇到了藏傳佛教的一個派別，黃教格魯派。雪域高原教派眾多，有紅教、白教、花教。黃教格魯派當時跟其他教派競爭的很痛苦，一直在尋找外援。
在精心安排下，俺答汗和格魯派領袖索南嘉措會面，索南嘉措認出俺答汗是元朝忽必烈轉世，俺答汗則認出索南嘉措是元朝國師、藏傳佛教高僧八思巴轉世。
忽必烈和八思巴曾結成師徒關係，俺答汗和索南嘉措認為他們的會面是當年那對師徒的轉世重逢。於是索南嘉措把忽必烈的汗號贈給俺答汗，俺答汗則封索南嘉措為達賴喇嘛，意思是擁有如大海一般廣闊智慧的高僧上師。
格魯派有了強力外援支持，很快就壓過雪域其他的教派。俺答汗則極力推動藏傳佛教成為蒙古普通百姓的信仰，接著再以忽必烈轉世之姿，名正言順地繼承正統，成為全體蒙古人的大汗。
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後，活佛授與草原首領可汗尊號這件事被普遍接受了。但是高原上不只有一個活佛，這使許多草原部落首領，都通過某個活佛的檀越獲得可汗尊號，最終導致蒙古內鬥。
滿蒙聯盟與大清崛起
在蒙古內鬥的過程中，一位具備雄才大略的領袖林丹汗崛起。林丹汗雖是黃金家族的正牌大汗，卻也得面對黃教是蒙古人普遍信仰的事實。
為了吸引足夠多的支持者，林丹汗組織人把大量的藏文佛經譯成了蒙文，從而掌握蒙古地區的黃教解釋權。同時在軍事上進行了一系列戰爭，壓制不服的挑戰者部落。
打不贏林丹汗的部落仍然不服，都投奔女真人去了。林丹汗發現黃教無法給他帶來幫助，一氣之下改立白教的紅帽派為正宗，這讓其他的蒙古部落更加排斥他。女真人的領袖皇太極趁機聯合這些蒙古部落，一舉打敗林丹汗，成為滿蒙兩大族群的霸主。
林丹汗敗給皇太極後帶著部眾逃往青海，重整近十萬人，計畫攻入西藏滅掉黃教，扶植紅帽派，再逆襲回蒙古，掃平喪失黃教精神世界的蒙古諸部，整合草原與高原，同時掌控政治秩序與精神秩序，雄踞內亞世界。
高原與草原的力量若結合，會對東亞形成巨大的軍事壓力。從漢武帝開始，中原的戰略目標之一，就是防止草原與高原聯合。為了防止草原匈奴和高原西羌形成聯盟，漢武帝不得不攻占河西走廊，把兩大勢力隔開，而為了保住河西走廊，又不得不通西域。
然而林丹汗到了青海沒多久就染上天花病死了，他的家人只好投降皇太極，並交出大元傳國玉璽。皇太極於是登基稱帝，成為滿洲人和蒙古人共同的大汗，滿蒙聯盟的軍事基礎就此成立。
滿蒙聯盟的基礎，讓大清在入關之前，就已經繼承了元朝的正朔，入關之後又繼承了明朝的正朔，把兩個正朔整合在了一塊。
大清的治理智慧
公元 15 世紀，世界氣候進入小冰期導致游牧者南遷。冷兵器時代的游牧者，戰鬥機動性遠大於定居者。從西邊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到東邊的波斯帝國、印度帝國、大清帝國，都是在這段時間由游牧者建立的。
大清入關時自帶東北和內蒙的領土，擊敗南明後征服了中原。接著又征服了鄭成功所在的台灣，以及準噶爾汗國所在的外蒙、雪域高原、西域，統治了漢、滿、蒙、回、藏五族。
大清在治理策略上，把大遼的二元治國發展成多元治國。漢人的中原地區被用來支撐財政，讓統治者可以贖買八旗的軍事貴族，克服掉週期性的繼承危機。大清統治者在這以皇帝的身份出現，這是儒家所賦予的身份。
滿蒙地區的游牧者主導著大清的軍事秩序，統治者在這以大可汗的身份出現，用冷兵器時代最強的滿蒙騎兵控制中原，再用中原的財富統御滿蒙的軍事貴族。
為了避免被成吉思汗征服的歷史重演，大清鼓勵相對不受控制的外藩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信教的游牧民族，游牧半徑會被寺廟給固定下來，進入準定居狀態。少了戰鬥的機動性，對大清的威脅就大減。且信教的人有好生之德，也比較不願意喊打喊殺。
為了避免蒙古人和藏族人聯手反抗，大清統治者的第三個身份是文殊菩薩轉世，這個身份的級別和觀世音菩薩轉世的達賴喇嘛是相同的。大清因此獲得了對藏傳佛教的控制力，能有效維持帝國的精神秩序。
西域地區是帝國的安全戰略空間。如果新疆沒了，蒙古就懸了，如果蒙古沒了，那北京就懸了，大清也就完蛋了。所以這裡的治理重點在加強軍備。
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大清帝國善於在兩個族群中找尋中介性要素，作為帝國治理的依靠力量。任何一邊如果反抗朝廷的統治，朝廷就會聯合起中介性要素與另一邊，來壓制反抗者。
在台灣，大清依靠漢化的土著，也就是熟番，作為漢人和生番之間的中介。在中原，大清用漢化程度高的滿洲，作為蒙古和中原的中介。在滿蒙地帶，大清用內屬蒙古，作為滿洲與外藩蒙古之間的中介。在蒙藏地帶，大清規定蒙古的兩個大活佛必須從藏族地區轉世，以活佛系統作為藏與蒙的中介。
在南疆地區，大清允許穆斯林不用剃頭梳辮子。但是對土著頭人，朝廷賜給他剃頭梳辮子的權利，梳辮子在新疆反倒成了恩典。為了得到恩典，土著頭人就會努力干活，等到他梳起辮子，就成了穆斯林和北京的中介性要素。
多元帝國實現了內在的均衡，作為體系的中國，在清朝終於獲得政治統一性，為現在中國奠定了政治基礎。
明清的海上活動
海洋和陸地的秩序原則不同。在陸地發展勢力，可以靠帝國武力征服；在海上則需以發達的貿易為基礎，而貿易必須以民間商業行為為主。海上的邏輯是：商人透過貿易積累財富，再拿部分利潤交稅，支撐國家培養海軍，保護商人在海上的貿易，形成正循環。
明朝鄭和下西洋有兩百多艘大船，哥倫布只有三艘小船。但鄭和下西洋要的是顯示天朝國威，是皇帝在自娛自樂，只有燒錢沒有收益。哥倫布則是到海外搏機會，發財後再用這筆錢改變歐洲政治。
宋代以後，東南沿海地狹人稠，靠種地已經不夠生活，很多人跑到海上，發展起環中國海地區的貿易網絡。東南亞很多城邦以朝貢貿易的名義，在海上和中國商人做生意。
明朝一立國，為了實施準計畫經濟解決貨幣短缺問題，開啟了海禁政策。但民間到海上貿易的需求還在，這些中國商人只能變成海盜進行走私，被稱作倭寇。
明朝的一名倭寇首領汪直，曾把各路走私商人整合起來，形成倭寇海盜集團，並將大本營設在日本長崎，募集日本武士作為武力，壟斷了東亞海面上的貿易。大明剷除汪直後，倭寇問題反倒更嚴重了，而且少了統一頭目以後，反而不知道該跟誰談判。
明朝末年，鄭芝龍為首的海盜集團崛起，以長崎和台南為大本營，縱橫東亞洋面。鄭家巔峰時期有超過三千艘船隻、二十萬人的軍隊，軍隊中包括中國人、日本人、朝鮮人、南洋人、非洲黑人等。只要在東亞海面上做生意，都必須向鄭家交保護費，即使是歐洲的海上霸主荷蘭人也ㄧ樣。大海盜的存在，讓東亞洋面上反倒獲得了一種秩序。
大清入關後，鄭芝龍投降了清朝，他的海上帝國被堅決不肯降清的兒子鄭成功繼承了下來。鄭成功以廈門為根據地，進行了長期的反清復明戰爭，後來發現廈門太小，於是進駐台灣，並將台灣的荷蘭人趕走。
清朝在康熙時期頒布遷海令，沿海二十里內不許住人。沒了龐大的大陸市場，鄭家馬上面臨財政困難，在台灣堅持二十多年後，終於被大清滅掉。
海上貿易的關鍵是遠距離信用機制的建立，這機制能確立貿易雙方相信對方會依照合同履約。若沒有遠距離信用機制，就得用軍隊強制對方履約，貿易成本就高，利潤就低。有了這樣的機制，面對糾紛就能有公認的解決機制，貿易就能低成本持續，還能不斷擴展到更大的範圍。
汪直、鄭成功的遠距離信用機制，是以同鄉關係、宗族關係、媽祖信仰為基礎。這樣的信用機制只能擴展到東亞洋面，最大的市場就在大陸，會在本質上被大陸帝國掐住脖子。
英國的遠距離信用機制是以法律為基礎，能夠突破熟人社會的普遍信用機制。所以他們可以以整個世界市場為活動單位，世界市場對大陸帝國的市場是有壓制力的。因此英國不會被大清反制，反倒會壓制大清。
鄭成功手下有二十萬將士，面對的是初創時期的大清。英國在鴉片戰爭中只有兩萬人，面對的是康乾盛世的大清。但因為英國不受大陸市場牽制，所以最終鄭成功失敗，英國卻成功了。
明清的人口膨脹與內捲化
明朝初年，中國貨幣短缺，收稅費勁。明太祖索性就少收點錢，不足的部分讓老百姓服徭役補足。
但是隨著經濟發展，美洲和日本的白銀湧入，貨幣不再短缺，徭役制度變得不合時宜。於是明朝的宰相張居正推出「一條鞭法」，把所有稅務合併成一條，按田畝來折算。
賦稅貨幣化使得徵稅效率提高，徵稅的基礎也從「人」改成了「地」，名下沒有土地，很多稅就不用交了。這讓底層百姓的財政壓力大幅下降，有能力生養更多的孩子了。而底層百姓比例佔全國大部分比例是最大的，於是中國人口開始暴漲。
清朝入關後，關內關外的統一讓要打的仗變少了。明朝的百姓稅務需要負擔兩支高強度動員的軍隊，清朝只需要一支中低強度動員的軍隊，這樣的「和平紅利」也讓百姓的稅務壓力大減。
以往的朝代，人口超過一億就會流民四起、天下大亂。明朝的一條鞭法，讓人口增到兩億才發生內亂。清朝的和平紅利，則讓人口一直突破到四億，才開始出現問題，制度的調整提高了中國人口的飽和上限。
人口大爆炸，使得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極為便宜，人力結構以僱傭勞動為主。任何以節省勞動力為目的的技術變遷，在當時的中國不可能內生性地出現。沒有技術變遷，就意味著中國不可能內生性地出現工業革命。
過剩人口靠農業經濟是吸收不掉的，只有靠工業經濟才能吸收掉。但是正因人口的過剩，導致工業革命出不來，進而使得資本主義經濟無法發展。中國經濟被自我鎖死在一種低技術水平的狀態上，稱作「內捲化」。
一旦無法用經濟吸收過剩人口，就會導致流民四起，通過自我屠殺解決人口問題。為了跳出這個局面，中國必須從外部傳入新技術，刺激中國發展起工業。
同時，若能加入世界經濟體系，過剩人口反倒會成為中國的巨大競爭優勢，因為比拼勞動力價格誰也比不過中國。
加入世界秩序成為中國歷史的內在需求，這就是古代史與近代史的分界。